从曼德拉的一生看南非的发展

腾讯文化2013-12-06 09:53:1721评

(作者:秦晖)

《南非的启示》由三部分构成:曼德拉传、从南非看中国、新南非十九年。曼德拉传自成一体,讲述从曼德拉出生,到领导南非人民废除种族隔离、建立民主南非、实现种族和解以来的一段历史。新南非十九年,评述南非自转型以来的历史,深度反思南非2008年骚乱事件、南非的民主、南非的工会与社会福利制度,以及转型后的南非共产党在社会中的作用。

通过对南非的观察,秦晖注意到发生南非“部族冲突”的黑人多是祖籍不同的“黑人家园”而在城打工的、南非当局所谓的“流动工人”,他们的“部族矛盾”表象下有着社会地位的微妙差异:科萨族劳工多是都市贫民区的安家户,而祖鲁族劳工则多是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守“黑人家园”的单身劳工。由此他联想到我们国家的类似现象,如暂住证、农民工工棚、非法强拆、新农村等,并反思这些现象的制度背景,以及与两国经济发展及高速增长时期之间的联系。从而期望他山之石,能够攻玉。

本文摘自:《南非的启示》 作者:秦晖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3年9月

曼德拉与南非奇迹

世界上的事真不好说,1994 年内世界上最残酷的事是卢旺达的大屠杀与也门的内战,然而仅仅半年以前,如果有人举出也门、卢旺达与南非三国,问哪一国最可能发生内乱?也许绝大多数“观察家”会说是南非。的确,与单一民族的也门、优势部族统治的卢旺达当时的相对平静相比,南非那时正弥漫着一片血腥味,自1990 年开始种族和解进程以来,暴力、残杀愈演愈烈,死难者已达上万之众,博伊帕通惨案、西斯凯惨案、博普塔茨瓦纳冲突、夸祖鲁流血事件,黑人之间的“武斗”不断升级。因卡塔自由党领袖布特莱齐威胁要发动“起义”、白人右翼组织则宣称不惜搞“新的布尔战争”,而黑人激进派阿扎尼亚人民解放军则仍在炸饭店、杀警官。尤其是1993 年4 月南非共总书记哈尼遇害后的一段时间,南非局势几乎失控,处在内战的边缘。

的确,比起现今世界上所有热点地区来,南非各个种族、部族、政治派别、利益集团间历史上积累的新仇旧恨之多是无与伦比的,白人对黑人的340 多年种族主义统治,时间之长,创伤之深,堪称世界之最。南非黑人各部族对白人的反抗,从传统的部族起义到现代的解放斗争,其牺牲之惨重也是世界罕见的。尤其是黑人中的祖鲁人与白人中的布尔人(阿非利卡人)的较量,史称“血河之战”,其惨烈程度已使它成了积淀在黑人文化中的象征符号。现代黑人解放运动的许多事件,包括非国大武装“民族之矛”的建军日,都选在“丁干日”即血河之战纪念日——12 月16 日(丁干是当时的祖鲁王)。当代白人的南非统治者与黑人解放组织间,也有着从1960 年沙佩维尔惨案到1993 年的哈尼遇刺的笔笔血债。至于现实生活中黑白之间的贫富悬殊和赤裸裸的不公正,更是随时会给人以强烈刺激。

尤其是南非“黑白冲突”的双方都处于无路可退的境地,这在整个非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情况。南非白人中占多数的族群荷裔南非人(布尔人)是黑非洲最早的白人移民族群,由于其母国荷兰很快衰落,他们很早就失去了母国的依恃,三百多年来在非洲落地生根,从社会发展、语言直到心理状态都已特性化。在整个非洲大陆的白人中,他们是唯一不自认是欧洲人而自认是非洲人(所谓说“阿非利卡语”的“阿非利卡人”)、不自认为是移民而自认为是土著的族群。他们中几乎没有持母国(如果荷兰还能算是其母国的话)护照的,这与英、法、葡、比等国在非洲的殖民地大不相同。由于“没有退路”,他们在维护既得利益方面显得特别顽固,不仅敌视黑人,而且对那些被他们认为是客居非洲的“盎格鲁撒克逊殖民者”及其宗主国、以致在一定程度上受这些宗主国影响的国际社会,都怀有极大的戒心,并因此而长期发展出一种类似犹太人那样强烈的危机感和集体意识,特别关心政治,势衷于政党活动,这在政治参与高度发达的欧洲也是罕见的。同时,由于布尔人或阿非利卡人在传统上是农民(农场主),总体文化、技术水平不如英语白人。他们多构成蓝领白人或“穷白人”群体,一旦与黑人展开公平竞争,他们的地位远不如英语白人更有把握。因而他们也特别难以放弃种族隔离制度。

而黑人的根在南非当然更是不可置疑,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现象:布尔白人自称阿非利卡人而称黑人为“班图人”,黑人也自称阿非利卡人(所谓“非洲人国民大会”之名即由此)而称白人为殖民者。双方都以非洲人自居而否认对方的非洲人资格,这也是“南非特色”之一。

除了“黑白矛盾”之外,南非黑人内部与白人内部的裂痕之多之深,在非洲也是少见的。如果人们不是像观赏大熊猫那样去“观赏”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史,就会看到它的不那么浪漫的一面。在非洲被“凶残的白鬼子”贩卖到大洋彼岸受尽苦难的一亿黑人中,绝大多数并不是直接被白人俘获,而是被他们的酋长或“猎取”了他们的敌对部落卖给白人以换取小刀、玻璃珠之类玩意儿的。南非也不例外,部族冲突与一盘散沙式的局面由来已久,尤其是那慓悍善战的祖鲁人,历史上不仅是抵御白人殖民者的中坚,也是其他黑人部落的克星。就在与白人的“血河之战”前夜,祖鲁王国还刚刚在持续13 年的姆菲卡尼战乱中扫荡了南非东部的大批部落,在该地区的94 个黑人部落中的50 个被毁灭或被兼并,20个逃离家乡远徙他方,还有些逃到开普殖民地成为白人的劳工。以至于布尔人来到时这些地方已人烟稀少,有虚可乘。在被白人征服后的年代里,黑人部族间的矛盾也依然存在,尤其是祖鲁人与科萨人、斯威士人间的纠纷更为突出。白人政权乘机拉此压彼,大收渔翁之利。臭名昭著的“黑人家园”之长期存在并在此次民主进程中还能提出其利益要求,不仅仅是因为白人的阴谋诡计,也是某些黑人部落传统势力积极活动的结果。

除了部族间矛盾外,以民主政治为原则的现代黑人解放组织与以家长制为基础的传统部落势力间也有冲突,这种冲突除了体现黑人社会内部传统与现代化的矛盾外,随着解放组织掌权的前景日益明朗,还逐渐具有了国家政权与部落自治倾向间矛盾的性质。最后,各黑人解放组织之间因意识形态、权力分配问题而产生的党派利益冲突也久已存在。在南非全国性解放组织中,非国大相对温和而具有族际主义色彩,泛非大更为激进而强调黑人民族主义,南非共作为最初从白人中起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前二者各有异同:它既有激进的意识形态,又主张族际主义。此外,比泛非大更激进的还有阿扎尼亚人民组织等。这些组织的群众尤其是青年成员曾多在80 年代屡有武斗,甚至各自在其国外基地设立的集中营里关押对方成员,言论上的互相攻击更不在话下。

黑人中的种种冲突集中体现为非国大与因卡塔之争。因卡塔领袖、祖鲁酋长布特莱齐原是非国大著名活动家,因不满非国大的暴力抵抗战略于七十年代退出非国大另起炉灶。作为南非黑人中最大、部落传统也最浓厚的部族,祖鲁人既代表了部落时代黑人抵抗殖民化的光荣历史,又是现代化进程中较为保守的势力。本来在非国大前期历史中,“祖鲁精神”一直是其重要的心理资源。其首任主席杜比牧师和50 年代的主席、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南非黑人领袖卢图利都是祖鲁酋长出身,非国大选择“丁干日”建军也显示了对这种资源的重视。但作为祖鲁部族与夸祖鲁黑人家园政治组织的因卡塔的出现,加之七十年代以后非国大主要领袖曼德拉、坦博、西苏鲁等均非祖鲁人,便给人以非国大与祖鲁人对立的印象。白人当局利用因卡塔的保守色彩,给予暗中支持,使它成为黑人家园政治组织中唯一具有全国影响的党。因此非国大与因卡塔的对立可以说是集中了“黑白矛盾”、黑人诸部族间矛盾、激进党派与保守党派的矛盾、黑人解放组织的现代潮流与部落传统的矛盾、中央政府与黑人家园自治倾向的矛盾等诸多因素,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是难于化解的。早在民主进程开始前的80 年代,双方支持者就在祖鲁人聚居的纳塔尔省频起暴力冲突。民主进程开始后,因卡塔改名因卡塔自由党并宣布向全国各种族开放,它与非国大的冲突也很快扩大到纳塔尔以外,尤其是祖鲁族流动劳工集中的约翰内斯堡等南非政治经济中心地区。

南非白人中阿非利卡人与英裔白人也有宿怨。20世纪初的英布战争在所谓“文明的白人”间发生的战争中以野蛮著名,英军大搞“三光”政策,大片地区的布尔平民被关入集中营,村庄夷为焦土,2万多布尔人妇孺在集中营里被虐待而惨死。人们至今犹有余痛。但另一方面,英裔在种族问题上远比阿非利卡人开明,而半个世纪以来南非一直是后者当政,并推行所谓反“英国化”政策,英、布之隙与“黑白矛盾”相交错,使问题更加复杂化。

此外南非还有有色人(混血人)、印度人等问题。在当今民族主义甚嚣尘上的时代,众多积怨极深的种族、民族与部族同处一国,时逢世纪之交的空前剧变,从种族隔离到种族开放,从事实上的一党制(南非虽实行西方政体,但由于英裔的客居心态和布尔人的特殊的集体危机感,自1948年以来实际上一直是布尔人的国民党一党独大)到多党民主,不久前的阶下囚如今一举掌权柄。而所有这一切又恰恰发生在南非有史以来时间最长的经济衰退和连续三年国民总产值下降的严峻背景下,这怎能不令人捏一把汗呢?如此危机之中而求返乱为治,似乎只能靠奇迹了。

奇迹来源于和解

就在南非大选前20 天,夸祖鲁地区动乱还在加剧,几天内有120 人死亡,因卡塔与白人右翼仍抵制大选并发出武力威胁。人们纷纷恐怖地谈论“非洲的波黑”。然而这时南非的政治气候已悄然由阴转晴:在非国大与国民党的努力下,不仅在全国,而且在祖鲁人中拥护大选的人也不断增加,布特莱齐实际上已是嘴硬手软了。这时曼德拉不失时机地向他伸去橄榄枝,在拒绝实质上的分治要求的同时作出了承认祖鲁王地位等让步姿态,布特莱齐也心领神会,在最后时刻作出了参加大选的决定。于是:几年来愈演愈烈的暴力冲突在大选前几乎是戛然而止,全国出现了多年未有的和平,整个大选过程也出人意料地严肃、平静而有秩序,投票率之高,各方对大选结果的一致承认,都超过人们的预想。

在这划时代的南非首次多种族大选中,非国大与国民党这一对老对手都取得了超过预料的成功。非国大得票率达62.5%,超过事前各种民意测验的54%—57%,国民党得票率为23.9%,也超过了事前测验的15%—20%,而因卡塔得票率则低于事前预计。可以说,大选的结果是:曼德拉赢了,而德克勒克也没有输。

大选之后一个月内,曼德拉总统已就职,新内阁已建立。约翰内斯堡股市行情大涨,国外对南非经济前景看好,投资意愿增加。继1993 年年底南非经济开始缓慢复苏、通货膨胀率下降之后,当年经济又进一步好转。

总之,作为多种族民主国家的新南非如初生婴儿已经呱呱坠地。尽管她的成长过程可能多灾多病,但她能在如此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顺利出世,已堪称奇迹。当今世界上的多民族国家在剧变中经受不住震荡而解体、以致出现内战的有原苏联、原南斯拉夫与原捷联邦;民族压迫结束后各解放组织或各部族即互相火并、大打出手的有南非的两个近邻莫桑比克与安哥拉以及阿富汗等;固有的部族冲突或地域冲突使国家四分五裂的有非洲的卢旺达、布隆迪、索马里以及亚洲的也门等;由一党制向多党民主过渡中出现权威真空、政治动荡、社会失序的国家也不少。南非何以不然?

国际社会的帮助是一个原因,但这种帮助既不足以使和平降临波黑、卢旺达等国,又怎样保证南非的种族和平?

各方力量相对平衡、“可迫和不可迫降”也是一个原因。但“不可迫降”并不意味着就能握手言和,它更可能意味着无休止的战争,现实生活中这种例子还少吗?

用旧制度的危机、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或良心所向来解释这一切更属空洞无力。旧制度的危机可能导致“破旧”,但未必能导致“立新”:社会发展的要求是一种不是解释的解释,因为社会发展所忌讳而却发生了的事太多了。至于说民心所向,那么当时南非社会上各种激愤情绪的民意基础并不亚于理性。可以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成功并不是因为他们跟着“民心”走,恰恰相反,是因为他们成功地使“民心”跟着自己走。

简单地说,南非“奇迹”的原因就在于:人民相信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了理智。或者说,尽管人民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这乍看起来,似乎平淡无奇,然而“奇迹”之难得正是因为这不易做到。许多观察家都认为,南非得以免于内乱,多亏了曼德拉、德克勒克(公正地说也有布特莱齐一份,尽管较为次要)的个人理智。法国《青年非洲》周刊在大选前夕说:“可能使南非在不可控制的恐怖活动中发生崩溃的唯一假设是:曼德拉遭暗杀。”一个路透社资深记者从波斯尼亚赶到南非采访大选后说:“曼德拉与德克勒克的双人舞虽然跳得很艰难,但他们给南非带来了希望。波斯尼亚没有出现这样的政治家,这就是波斯尼亚悲剧的原因。”

人们可以把曼德拉与德克勒克比之于英属印度的甘地与蒙巴顿。应该说,前两个所表现的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在某种意义上比后两人所表现的更为难能可贵,当然,这种比较仅限于他们作为政治家的局面。

世人多以新印度归功于甘地,实则蒙巴顿亦有造于印度甚多。然而德克勒克比蒙巴顿更难得的是:蒙巴顿只是把印度交给了甘地们,而德克勒克则不仅把南非交给了曼德拉,而且还要作为曼德拉的副手(当然,同时也是政敌)同他合作建设新南非。蒙巴顿只是代表宗主国为其不光彩的殖民统治史赢得了个光彩的结尾,而德克勒克则作为南非土生白人的代表,在结束不光彩的过去的同时,开创了光彩的未来。

无疑,德克勒克作为“无路可退”的阿非利卡人的代表,在说服自己的选民顺应历史潮流、纠正以往的错误时要比蒙巴顿克服更多的困难。但历史会证明,他的努力除了使他所代表的势力卸除罪恶历史的沉重包袱外,不会失去他们应得到的任何东西。南非种族和解进程开始前夕,国民党与阿非利卡人中的一批开明派曾退党并另组民主党,主张顺应时势,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与黑人分享权力。结果应者纷纷,很快成为当时议会中第二大反对党,对国民党的地位构成了挑战。然而和解进程开始后,由于德克勒克采取主动,不仅接过了民主党的主张而且加以实践与发挥,从而不仅稳定了自己的队伍,而且得到了英裔白人日益明显的认同。民主党却因提不出更新的纲领而失去吸引力,影响趋于下降。

当然,目前的南非政局属于过渡性质,可以设想随着过渡的完成,白人政党的地位也许会再有所下降,甚至成为在野党。但无论如何,她在南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仍然将高于(比如说)史密斯白人政权结束后津巴布韦政坛上的白人力量。正如德克勒克在大选后所说:没有非国大的同意,他再也无法统治了。但同样,“没有人民以及我所代表的组织的支持,任何政府都无法进行有效的统治”。而历史也会铭记德克勒克个人在建立这样的体制方面做出的贡献。

与甘地相比,曼德拉受到的迫害要更为严酷,他身陷囹圄28 年,几乎等于甘地在印度从事政治活动的全部时间。而他在和解进程开始后所处的位置则比甘地更为有利。然而28 年牢狱之苦和胜利者的位置却没有丝毫损害他的冷静与宽容。甘地自始至终是个非暴力主义者,而曼德拉作为非国大武装斗争战略的提出者和“民族之矛”的首任司令,不是在失败的时候而是在胜利前夜提出反思并改奉非暴力原则,这无疑需要极大的理智与自我审视的勇气。可以说,“见坏不上,见好不收”是一种相当普遍的人性弱点,前者有利于专制,后者导致以暴易暴的可能。人们往往不敢反抗那只准拥护的政府,而同时又不愿拥护那可以反对的政府。这种“该激进时保守,该保守时激进”的毛病是一种跨文化的政治畸形病。而能够有“见坏就上”的勇气,或者有“见好就收”的宽容,都是难得的,同时具有这二种性格的的人,就更不是任何民族都可遇的,而曼德拉最可贵的,正是这种见坏就上、见好就收,既敢反抗一个只准拥护的当局,又能宽容一个可以反对的对手的这样一种精神。今日的南非,能够阻止复仇主义灾难、恢复理性、妥协与和解精神的,可以说只有曼德拉。当然图图、德克勒克等人也为此付出了不懈努力,但是,当哈尼遇害后在电视上出面呼吁人民保持理智与冷静的,不是德克勒克而是曼德拉;谴责自己一派中的恐怖主义者并支持警方予以处置的,是曼德拉;表示尊重反对派并声称“如果非国大领导的政府不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你们可以推翻她”的,是曼德拉。正是曼德拉,在节节胜利的日子里勇敢地承认自己的组织在过去为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中犯过侵犯人权的过失,并主持非国大成立调查委员会,公布本组织在国外集中营建犯人权的行为的报告。事实证明,这种坦诚的态度不仅无损于、而且大大提高了非国大的声望。

曼德拉作为政治家的高度责任感也是难得的。民主进程的这几年恰逢南非历史上最长的经济不景气,国家在经济困难的谷底徘徊,老百姓怨声载道。作为反对派的非国大完全可以全力攻击政府的经济政策以取得政治效果,更何况非国大传统经济纲领本来就是不以市场经济为然的。但曼德拉在审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经验与教训后认定了市场经济是方向,因而除了抨击现存经济制度中与种族隔离制度有关的内容外,对政府的市场经济方针没有作更多的批评,反而一再表示要继续这一基本方针,留用现政府全套经济班子并对其工作予以肯定,同时放弃了非国大经济纲领中不切实际的内容。这种负责的态度,是他高于一般“政客”的可贵之处。

总之,南非的危机期待着“奇迹”,而“奇迹”产生于和解,像曼德拉、德克勒克那样具有理智与和解精神的政治家,有之诚幸莫大焉。

然而问题当然没有到此为止。前面说过,人民相信政治家,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是南非得以化险为夷之要。二者缺一不可。否则“君固材矣,奈国人之不信何?”

那么国人凭什么相信他们,而不是相信一些哗众取宠的乱世英雄?像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情形一样?可见其中又非仅理智而已。应不应和解是一回事,能不能和解又是另一回事,南非的启示于此值得玩味之处尚多。

理智与道义

如前所述,过渡期的南非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是因为“人民信赖政治家,而政治家表现出理智,或者说,人民虽然不那么理智,但他们没有为难他们所信赖的理智者。”

那么,政治家为什么能够表现出理智?识者云:因为他相信理智。这自然不错。然而在那样一个社会情绪亢奋的时刻,更重要的不是他相信什么,而是他能做什么。所以更确切的回答是:因为他在那个时候除了表现出理智外,不需要表现出别的——他作为公平正义化身的道德形象,已经通过几十年的奋斗生涯得到了充分表现。他已无需“哗众”就能“取宠”。

而人民又为什么信赖政治家?识者或云:因为人民素质高,所以接受

了理性原则。或云:因为人民素质低,所以只能唯领袖马首是瞻。也许二说各有所据。但我认为更确切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从政治家身上除了看到理智之外还看到了别的——社会公正与道义。

就曼德拉而言,他在危局中之所以能表现出非凡的政治理智,当然是有其思想基础的。曼德拉所在的非国大在1912 年成立(时名土著人国民大会)时本是以温和、改良、合法反对派的形象出现的,并在此后30 年间一直保持着这种形象。但是,由于南非白人当局的不理智和残酷镇压,致使合法反对派运动受挫,人们对改良失望。因而从其第二代领袖开始,非国大趋于激进化,开始进行非暴力但却是不合法的反抗。第三代领袖则成为武装斗争的倡导者。曼德拉是这代领袖中的代表,他于50 年代初就首先建议组织武装从事暴力反抗。1960 年沙佩维尔惨案后南非实行紧急状态法,非国大被迫转入地下并实行“M(曼德拉的第一个字母)计划”,成立以曼德拉为首任司令的“民族之矛”武装。1961 年10 月,非国大主席、祖鲁酋长卢图利因长期倡导非暴力主义而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然而仅两月之后,“民族之矛”就打响了武装反抗的第一枪,非国大从此走上了暴力斗争之路。

但由于非国大非暴力主义传统的影响,曼德拉的武装斗争出发点与当时从非国大分裂出来的激进组织泛非大及其武装是不同的。前者以“多种族主义”即种族平等为目标,反对任何形式的种族统治(既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后者则主张“非洲主义”,要求多数人统治(即黑人统治)。由此又带来两者武装斗争方式的区别:非国大主要袭击官方建筑物与军事、经济设施,避免杀伤“软目标”(人),以唤起白人良知、逼迫当局妥协;而泛非大则着重袭击人员,杀伤警察、密探和“黑奸”——为白人当局效力的黑人,其著名口号是“一个殖民者,一颗子弹”。从这一点来说,曼德拉本质上仍然是个非暴力主义者和种族和解主义者,他后来的政治理智与和解政策有其思想基础,并不仅仅是一种实用主义的谋略改变。

然而非国大的激进化仍然引起了其内部“保守主义者”的不满。祖鲁族酋长布特莱齐就是其代表。他于1972 年出任夸祖鲁黑人家园首席部长后便退出了非国大,并指责非国大的“革命”与“反部族传统”倾向,甚至视非国大为恐怖组织。同时他也反对白人当局推行的“黑人家园独立计划”,反对剥夺黑人的南非国籍,坚持夸祖鲁是南非的一部分,拒绝“独立”,主张通过温和改良把南非变成一个各部族自治联邦,同时与白人政府保持合作。1975 年他建立了以弘扬部族传统为宗旨的祖鲁人政治组织“因卡塔”(祖鲁语,意为“民族文化解放运动”)并任主席,后来又以因卡塔为主,联合坎瓜内黑人家园“因扬扎民族运动”、有色人工党、印度人改革党等组织组成南非黑人联盟,在全国范围内打出保守主义旗帜,从而把祖鲁人从杜比、卢图利时代的“亲非国大”部族变成了反非国大的部族。

无疑,如果仅从思想渊源而论,把和解、妥协、非暴力之类的概念归于之布特莱齐恐怕要比归之于曼德拉更为合适,更不要说“弘扬传统”了。即使就非国大本身而言,祖鲁贵族出身的杜比、卢图利两代非国大领袖的非暴力合法斗争衣钵传人究竟是其后辈同胞布特莱齐还是出身科萨人的“激进分子”曼德拉,也是不难回答的。然而实际历史进程却不无讽刺意味:从暴力与动乱中拯救了南非并为民主与种族和解作出了最大贡献的是曼德拉。继卢图利之后接过诺贝尔和平奖的也是曼德拉。而布特莱齐在这一进程中的形象却常常咄咄逼人,强硬异常,甚至在南非黑人联盟解体,其成员组织大都参加了和解进程之后,他仍率领因卡塔抵制这一进程,并与白人极右翼结成联盟,以暴力相威胁。当人们从那时的电视新闻中频频看到传统装束的大群祖鲁武士全副武装地在城市里横冲直撞时,很难把布特莱齐看作是和解精神的化身。

为什么会这样呢?关键在于和解进程是理智与道义的统一,“和解”、“妥协”与“非暴力”这些概念不仅具有技术意义,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义。他们不仅意味着以柔克刚的斗争技巧,而且意味着社会公正的恢复。而布特莱齐也许可以自诩为“理智”上的先知,却不具备曼德拉所具有的道义凝聚力。因此当一个充满变数的危机时代来临时,他便不由自主地像一般街头政治家那样走上了“哗众取宠”的道路,以戏剧性的言行来增加自己的卡里斯玛魅力。以至于这个一向指责别人有“革命”倾向的“保守主义者”到了多种族大选的前夕却说出了这样的惊人之语:“如果这(武装起义)是我领导的人民通过急流险滩的唯一选择,那么我就选择这条路!”

圣雄人格与和解进程

曼德拉与布特莱齐在和解进程的4 年中都多次提到他们的前辈艾伯特·卢图利,作为非国大主席,他是曼德拉的前任,作为祖鲁族酋长他是布特莱齐的长辈。而布特莱齐比曼德拉更经常地提到他,这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从思想形式看,他与布特莱齐相似之处更多。卢图利与曼德拉从1952年分任非国大主席与副主席之职以来,在斗争策略上始终存有分歧。卢图利终生坚持非暴力主义,直到1967 年去世,他一直与“民族之矛”保持距离。祖鲁族之脱离非国大激进化路线正是从这时开始的,而后来布特莱齐与非国大的决裂则是这种趋势的发展。

然而在人格形象上,卢图利却与曼德拉相似,他们都因长期为社会正义呐喊而受到迫害,并因而具有很强的感召力。1952年卢图利支持“蔑视不公正法”运动被当局撤消酋长之职,从那时起,他先后两次被关押共一年半,三次被禁止旅行和参加集会共9 年,并被软禁和剥夺言论、行动自由4 年,但他始终不屈不挠地反对当局的种族压迫,争取黑人的平等权利。很难说卢图利如果活到70—80 年代他会不会与日益发展的黑人武装斗争路线发生冲突,但在他的有生之年,非暴力抗争是黑人运动的主流,因而他与曼德拉虽然思想有分歧,受迫害的程度有别,但他们都具有“圣雄”般的人格形象,具有超越部族的人格魅力。而布特莱齐却具有“一帆风顺”的官方经历:1953年任部落酋长,并辅佐祖鲁王理政;1967年任祖鲁族大酋长;1970年为祖鲁地方当局行政长官;1972年起任夸祖鲁首席部长。尽管他并非唯当局之命是从,但至少到1990 年时当局从未为难过他。他的形象主要是在与非国大的对抗中树立的,这与卢图利自不可同日而语。

从学理上人们也许更重视思想上的分歧,然而在南非过渡时期的政治实践中,人格形象似乎比思想更重要。卢图利的政治理念,不是由与他思想相近的布特莱齐,而是由与他人格相似的曼德拉实现的。在不少转型期的国家中都可以看到这类现象:例如印度的圣雄甘地,如果仅从其思想看,人们不难批评他反对工业化、主张自给自足、禁欲主义……等等,然而不是他的这些思想,而是他的人格力量在现代印度的创建中起了众所周知的作用。捷克总统哈维尔对西方式的议会政治与市场经济都持有极为尖锐的批判态度,然而正是他作为公正象征的人格力量极大地推动了捷克摆脱旧体制,向市场经济与议会政治转轨的进程。

卢图利、曼德拉、甘地、哈维尔他们在思想上五光十色,但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而且有多元化的广阔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圣雄”(mahatma)这个印度人对甘地的尊称意为“伟大的”,人格伟大而不是权势强大,的确是圣雄的特征。

与此相反,人格伟大而又权势强大的是“圣君”,如伊朗的霍梅尼。他们也在反抗压迫的历程中表现出人格魅力,然而却不具有宽容精神。一旦成功,神化的人格便转化为神化的权力,从而成为新的压迫者。人格不高但权势极大的,即《三国》中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纯粹“权力精英”意义上的“英雄”,我们也不陌生。尤其是人们对理想主义与乌托邦厌倦之后,对不带“浪漫主义”色彩的“现实主义镇制力量”更来了兴趣。人们认为,在一个历史积怨很深而人民文化素质又较低的社会里面临转型危机时,需要这样一种理性而保守的“新权威”来防止社会无序化,抵制“革命崇拜”。

这些说法也许在理论上颇令人入胜,然而在南非,我们却看到了一幅不太符合上述设想的图景:一直反对“革命崇拜”的布特莱齐在转型危机到来时大谈“起义”,作为“现实主义镇制力量”的南非当局面对社会失序一筹莫展。而曼德拉这个“激进分子”,正是靠了其在“革命”中形成的人格感召力,成功地以道义呼唤理智,使得他当历史出现理性变革的机遇时,反而比一直反对“革命”的布特莱齐更有能力制止“革命”的发生,达成和解、妥协、分享权力的“大团圆”式结局!

当然,没有德克勒克就没有曼德拉的成功,犹如没有蒙巴顿就没有甘地的成功一样。不过,前者的可贵也恰恰在于他们没有对后者实行“镇制”上。

老实说,在非洲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南非那样存在着如此深厚的“革命”土壤(关于这一点,看看南非共势力的发展便可知道),存在着如此复杂的历史创伤和利益冲突,结束了白人统治之后的南非如果避免了安哥拉、莫桑比克式的悲剧,如果人们为此应该感谢谁的话,那么他们应该感谢圣雄曼德拉呢,还是应该感谢保守主义者布特莱齐?这该是不难回答的问题吧!

圣雄·英雄·枭雄

曾经有人声称现代政治不依靠英雄。的确,作为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理性化操作的民主政治在其成熟时应该是不依靠英雄的。然而缔造这样一种制度的过程需要“英雄”吗?这就看我们怎么定义“英雄”了。如果是像曹操煮酒所论的那种“英雄”,那恐怕是靠不得的。而像曼德拉那样代表了公平、正义的道德感召力的“圣雄”,则有之诚幸莫大焉。

“圣雄”们(无论其意识到与否)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他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当然,这并不等于褒奖自私——以防止专制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语),然而,在面对严酷压迫时人们如果各怀私心,一盘散沙,就无法冲破重压去实现自由事业,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这就是圣雄的精神。

同时,当一个社会原有的权威整合机制已经失效,而新的民主整合机制又未建立起来时,他靠什么避免无序呢?恐怕很难指靠对“革命崇拜”的谴责(我并不是说这种谴责没有学理上的意义)。从逻辑上看,要解决这个难题无非只有靠社会上原有的非主流组织资源,以及道德凝聚力资源,而在前一种资源缺乏时,后一种资源就尤为重要。如果两种资源都没有,那么无序状态和人们所害怕的“暴民政治”就难以避免。——我们不要忽略一个简单的事实:“暴民政治”并不是只有理想主义的“革命者”才能煽起,他完全可以表现为毫无理想色彩的“乱世英雄起四方,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在非洲的索马里等国,不就是这种状况吗?

当然,笔者并不认为“革命崇拜”是不需要或不值得批判的。但问题在于,在许多情况下“革命”的有无并不是个学理问题而是个情势问题。19 世纪的俄国民粹派是真正的“革命狂”,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内从“到民间去”到舍身行刺,使出浑身解数要发动“革命”,而“革命”就是不来。到1917 年2 月,“革命”却在所有政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都不曾去“发动”、甚至始料不及的情况下突然来了!(布尔什维克后来一直宣称二月革命也像十月革命一样是他们领导的,这不符合事实,此不详论。)所以,“革命”当然不值得“崇拜”。但如果认为你不“崇拜”他就不会有“革命”,或者像阿Q 那样宣布一声“我革命啦”他便从天而降,说句“杀革命党,好看!”他便离地而去,那就未免太天真了。真正的问题在于,如果情势使一场“革命”降临人间,那么他是为华盛顿、甘地、曼德拉那样的人所左右,还是为萨达姆、阿明乃至南非泛非大那样的势力所左右? 毫无疑问,在那种情势下能决定这一点的恐怕不是谁在学理上更正确,而是谁拥有更大的道德感召力和正义凝聚力。就南非而言,曼德拉在这方面本不具有先天优势:他所在的部族并不像布特莱齐所在的祖鲁族那样代表了土著南非人当年抵抗殖民化的光荣历史。但是,他以其为黑人解放不怕把牢底坐穿的奋斗经历,以及在奋斗过程中体现的牺牲精神、实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精神,使南非人,甚至包括相当多的南非祖鲁人(如同我们在夸祖鲁地区的政治风波中所看到的)把他视为正义的象征,因而也就愿与他一起以理智的、妥协的方式实现南非的和平转折。而如果曼德拉当年不为正义而战,南非并不会因此便没有黑人解放运动,只不过这场运动很可能便由泛非大那样的复仇主义者或“打倒”派唱主角;南非目前的妥协局面也就更难产生而已。因此无论基于价值判断还是基于功效判断,曼德拉投身“革命”如果说无须被“崇拜”的话,那么至少也是不该受诅咒的。

曼德拉不是霍梅尼式的“圣人”或曹操式的“英雄”,更不是绿林式的枭雄,他是集道义与理智、勇气与宽容于一身的圣雄式人物。圣雄不是完人,但他给南非带来了希望。在1997 年末马弗京代表大会上曼德拉从非国大主席之位上光荣引退之时,新南非经过三年多的治理已经初步崛起,“好望”终于降临在好望角,也许还不仅降临在好望角?

在什么意义上“南非仍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关于“渐进 or 激进”的思考

前年我的《从南非看中国》一文被南非的三家华文媒体转载,而且被改了个更吸引人的标题叫《南非——中国的前车之鉴》,据说曾引发一些南非华人的讨论。后来国内发表了侨居南非的青年作家王晓鹏和国内新生代作家王千马两位先生就这篇拙文的对话《南非仍是中国的前车之鉴》,其中既提到南非民主化之后一些值得我们学习的做法,例如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例如为解决前“流动工人”在城市安家的问题而大量兴建的免费住房(对低收入者只收水电费的真正“福利房”)等等,也提到了一些结果十分负面、他们认为不足为法的教训。其中主要是“从低人权到高人权需要过程”。他们认为:南非1994年民主化以后经济是没有崩溃,但“发展速度相比较白人统治时期已明显放缓,这与突然间完全放开的‘人权’有着很大的关系。1994年之后,……白人无法像1994年之前通过奴役的方式强迫黑人工作,而同时黑人又不断要求各种福利,在达不到要求时就通过罢工等方式来加以威胁。目前南非是世界上罢工最频繁的国家,在目前南非高人权的状态下,黑人动不动就要求加薪、不加薪就搞大罢工,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南非也从之前经济上被划分为‘第一世界国家’,很快沦为现在很彻底的‘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说‘人权状况与经济增长成反比’,虽然不完全正确,但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以低人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对的,但从低人权到高人权,也应该是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不能像南非这样,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这样也会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南非就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http://wqmaer.blog.163.com/blog/static/131248902201121761021976/]

这个说法本身就有些矛盾,例如既批评民主化后“黑人不断要求各种(过分的)福利”,又赞扬民主化后南非给贫困黑人大规模兴建免费住房。但是免费住房这种即便欧洲高福利国家都很少见(那里给低收入人群提供的也是廉租房,还不是“只收水电费”的免费住房)的福利如果都不过分,还有什么福利是过分的?

不过总体上看,王晓鹏先生对新南非的经济困难事实讲得很到位,这与我前年和我国南非研究专家杨立华教授对话时,杨教授基于对黑人解放的高度评价而对民主新南非经济发展的乐观判断在事实描述上完全不同。[ 参见本书所收《另一个“奇迹”:关于1990年代前南非经济发展的对话》]另一方面,这一事实叙述却与以大骂民主化著称的宋鲁郑先生(据说恰恰是个久居民主国家法国而乐不思蜀的华侨或华人)强调的事实有点类似。宋先生曾正式为文批评笔者,他强调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经济一塌糊涂,连电都不能保证供应,因而很不屑地说南非“这样的民主”还不如不要。[宋鲁郑:《中国经济奇迹的根源是“低人权成本”吗?但是在价值判断上,两位王先生都和宋先生相反,而和杨教授一样肯定黑人解放,尽管在事实判断上王先生不像杨教授那样乐观,并认为目前新南非的经济景气尚不如旧南非,但他明确指出“以低人权换取经济高速发展是不对的”,只是他们认为最好提高人权能与经济发展兼顾,因此南非“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未免太快了,应该引以为教训。

我认为王晓鹏先生的看法是有见地的。南非的黑人解放和民主化成就斐然值得大力赞扬,对我们也很有启示。而新南非的经济社会问题也确实严峻——不是说没有亮点,但至少比我国官媒上曾经大力渲染的中东欧民主化国家一度出现的经济困难更严峻。这些国家转轨之初也有或长或短的“阵痛”,但是除了一些政治上迈不过坎而发生战乱的国家外,基本上都不仅经济先后恢复了正常增长乃至高增长,社会治理也上了轨道。相比新南非1994年实现民主化,至今也已19年了,成就固然巨大,问题也比大多数中东欧民主化国家多,不仅表现在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更表现为社会治理的困难,如惊人的犯罪率,城市治理困境、人均寿命、包括黑人人均寿命的明显下降等等。从这方面讲,2008年的“排外骚乱”其实是个“转型危机”的标志性事件。前已述及,外籍劳工的权利难以与本国公民平等,这是一个令人遗憾但却难以改变的现实,但如果仅仅如此还不会导致这么严重的暴力。这次事件无疑和两个因素有关:一是经济相对停滞、本国失业率高导致的不满被发泄到这些权利更为有限的弱势者身上,二是经济放缓的南非也不再需要,或者说难以容纳这些“外劳”,这些情况加上南非治安控制力的薄弱和某些人的民粹主义煽动,就酿成了这一大悲剧。

在这一过程中,新南非固然有不少教训值得我们吸取,但是把这些教训归结为“一夜之间就从一个低人权国家转变成完全民主”太快了,显然过于简单化。两位王先生在这方面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南非的民主化过渡其实相当平缓,并非“一夜之间变成完全民主”。且不说南非原来在白人内部已有比较完善的宪政民主、权力制衡和法治秩序,1990年代的民主化只是去除种族隔离成分,把原来只在白人中实行已久的那些合理规则加以推广,平等地用于包括黑人在内的全体国民,这并非像前东欧国家或台湾等地那样从原来的极权或威权体制一下就变成民主,更不是像南非周边的津巴布韦、莫桑比克等国那样完全推翻白人那一套,实行“黑人革命”。今天南非从行政、立法、司法彻底分立的全球唯一“三首都”制,到不含种族主义内容的那部分旧法律、法规和制度的沿用,“继承”的程度可以说相当高,至少比东欧国家对旧体制的继承程度高。就说在时间上,南非从1990年无条件释放曼德拉,非国大合法化,以曼德拉为首的反对派与白人政权开始进行漫长的、以取消种族隔离为方向的平等谈判,直到达成协议后于1994年通过不分种族的民主大选完成政权更替,期间经历了4年的过渡期,这个过渡也比几乎所有前东欧国家的政治过渡来得长。

尤其要指出的是,南非这么长的过渡期在变革上可谓渐进,但流血却并不少,至少比除发生了内战的前南斯拉夫地区之外的绝大部分前东欧国家都更血腥。由于过渡迟迟不到位导致的“旧秩序失灵而新秩序未立”,原来南非社会潜伏着的种种复杂矛盾都爆发出来,南非许多地区出现无序状态和“非战争的暴力冲突”,主要是黑人之间频繁发生严重而惨烈的暴力冲突。南非这几年的年均暴力死亡人数远高于此前的“黑人武装斗争”时期,也远高于此后新南非所谓的治安恶化时期(包括发生此次排外暴力惨案的2008年),对南非经济造成的损害更是可想而知。所以南非的过渡期恐怕也有不能再长之势,无论黑人还是白人,都经不起这种“无序而暴力的渐进”一直拖下去。

笔者最近曾指出:就变革速度与深刻性而言的渐进与激进,不能等同于过程中的有序与无序、和平与流血。历史上尽管确实有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之例,在这两者间我肯定是赞成和平改良,不赞成暴力革命。但是历史上并不是只有这两种现象,事实上流血很多的改良(乃至根本没什么制度改进但却流血成河的改朝换代)和和平而有序的“剧变”或“天鹅绒革命”也并不罕见。我们应该追求和平而有序的变革,避免流血和无序。但对于激进与激进、“革命”与“改良”,我们关心的应该是“进”的方向,至于渐进还是激进,应该就事论事。只要方向是对的,能快则快,当慢则慢,无论“革命”还是“改良”,抽象地讲都是不必崇拜、也不必害怕的。南非的过渡其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艾滋病问题上的失误:新南非的两大负面之一

的确,新南非19年如两位王先生所言存在的问题不少,吸取教训也很重要。但是很多教训其实是具体的决策失误,与“人权提高过快”未见得有什么关系。

第一个例子是非国大政府的艾滋病决策。曼德拉和姆贝基这两届非国大政府,相对于后来更为“民粹主义”的祖马政府而言,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总的来说是很温和的,在这两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艾滋病问题上他们都非常敏感。因为白人统治时期经常宣扬黑人的艾滋病发病率高,而白人很少得这种病。对于这种被认为是贬损黑人的说法他们很反感。曼德拉执政时间短,而且因为主要解决政治转型、民族和解与新南非认同等立国基础问题,没有具体管这件事。姆贝基在曼德拉时期实际就经常替年迈的曼德拉主持政府工作,后来又任南非总统近十年,他的艾滋病政策事关重大。但是姆贝基在这个问题上却过于感情用事。例如在2001年他曾对一批大学生说,有人喜欢渲染我们这里的艾滋病,这是一种西方式的种族主义偏见:“(西方人)深信,我们只不过是天生喜欢乱交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病菌载体,他们宣称,我们的大陆注定要不可避免的垂死和灭亡,因为我们不可抑制地把自己奉献于罪恶的情欲。”姆贝基表示要抵制这类说法。

于是姆贝基对艾滋病的原因完全从“社会正义”角度去解释,认为黑人的所谓艾滋病高发是过去的种族压迫和黑人贫困化的结果,解决艾滋病问题主要也应该从上述社会正义层面入手。平心而论,这种说法也并非没有一点根据。特别是在种族隔离时期白人当局长期推行“流动劳工”政策、阻止黑人劳工在城里安家,形成大量“两栖”人口和离散家庭,城里的单身劳工和乡村中大量“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造成高比例的单身生活,这对于南非黑人高比例的家庭不稳定和性关系紊乱确实有明显影响。而且如果这种状况长期持续,确实有可能形成一种难以改变的“亚文化”,即便流动劳工作为一种制度被废除,家庭不稳定和性关系紊乱的“传统”也不可能很快消除。南非新政府以此归罪于过去的白人统治,并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因为非洲虽然总的来说是艾滋病高发区,但其他国家并没有高发到南非这种程度,南非的发病率高居首位,应该说的确是与长期的流动劳工制有关。这一点中国也是应该引以为戒的。

但是,艾滋病的流行病学和防治对策本身毕竟首先是个科学问题,过分将其政治化是错误的。尤其是姆贝基和新政府的一些官员(典型的是姆贝基任命的卫生部长曼托·查巴拉拉 - 姆西曼博士)后来在这方面越走越远,从忌讳谈论黑人艾滋病高发率,发展到声称艾滋病是一种“西方人带来的种族主义祸害”,从强调艾滋病高发的社会背景,发展到拒绝承认HIV病毒是艾滋病的病原,从主张以反贫困来消除艾滋病流行的社会因素,发展到忽视乃至否认现代科学防治手段的重要性,从抱怨唯利是图的西方生产商提供的ARV(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太昂贵,发展到说这种药“有毒而且无效”,并提倡用“非洲人创造的”神奇土方来对付艾滋病。这就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新南非刚刚建立的1995年,HIV病毒和艾滋病问题国际会议在南非举行,当时宣布,南非大约85万人,即总人口的2.1%被认为是艾滋病毒呈阳性。新政府也承诺要与国际社会合作认真对付艾滋病。但是姆贝基就任总统后,却改变原来的反艾滋病方针,并附和一些“非主流科学家”的说法,声称艾滋病并非由HIV病毒引起。在2000年7月德班举行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姆贝基总统的演讲几乎通篇都在大讲反贫困,却避而不谈防止HIV病毒传染的问题。

原定的抗艾滋病国家计划也未能实施。当时国际医疗界推荐新研制的ARV,这类抗逆转录病毒药物不仅有一定疗效,而且重要的是可以防止HIV阳性孕妇感染胎儿,对控制母婴传染这一艾滋病流行渠道意义重大。但是一些南非官员先是抱怨药太贵,后来一些西方国家同意提供技术在南非就地进行廉价生产,南非政府却迟迟不批准。2004年美国总统小布什提出5亿美元援助计划以帮助非洲抵抗艾滋病,包括提供美国药监局1997年批准使用的ARV新药奈韦拉平和其他医疗手段,但是姆贝基却以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疗效与其副作用不相称为理由,指责美国想用非洲人做试验新药的“小白鼠”。南非卫生部长查巴拉拉 - 姆西曼大力宣传“我们的秘方”——一种用橄榄油、大蒜、甜菜根和其他一些东西配制的东西——的抗艾神效,声称胜过ARV。而时任副总统的祖马甚至现身说法,说他曾与某位感染艾滋病毒的女性幽会,但事后洗了淋浴,就不会被传染。

这些不明智的说法和做法导致南非丧失了控制艾滋病的关键时间。2006年,联合国特使斯蒂芬·刘易斯在多伦多举行的国际艾滋病会议上批评南非政府应对艾滋病的“迟钝与疏忽”。有研究认为,姆贝基时代由于对艾滋病讳疾忌医和对科学共识的“不承认主义”,增加了本可避免的36万人死亡。到了2009年,南非艾滋病毒的成人感染率已经高达17.8%(有的估计达21.5%);军队中感染HIV病毒或艾滋病患者人数比例更高达23%。2009年南非生存的艾滋病患者与感染者达560万,该年死于艾滋病者31万,两者均高居世界第一。[ 据美国CIA各国概况网站。 ]与1995年相比,艾滋病毒感染率增加7.5倍,感染者增加5.6倍。目前南非有120万孤儿,绝大多数是艾滋病造成。由于艾滋病,南非在1995—1998年间预期寿命从64.1岁下降到53.2岁,艾滋病人有时占据了40%的公立医院病床。据南非种族关系研究所估计,2009年南非白人的预期寿命是71岁,黑人48岁,差距比种族隔离时代还大,但在这期间南非黑白收入的差距是缩小的。黑人寿命下降的主因就是艾滋病。

艾滋病泛滥不仅造成大量人口损失,而且对南非整个社会、经济与国力都是沉重打击。南非的福利开支之高世界罕见,而且民主化以后福利明显向黑人倾斜,消除了旧南非福利是白人专享特权的“负福利”之弊。但是如今巨额的福利开支都用在了对付艾滋病,以及与艾滋病有关的超常医疗负担、母婴、孤儿、非老非残而丧失劳动能力者等等上面,“福利国家”的一般福利(养老、残障、常规卫生、教育、住房、失业救济等)水平却受到影响,以至于就南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福利开支率而言,南非人的常规福利并不算高。另一方面,就市场竞争而言,南非一方面失业率高企,劳动力极度“过剩”,另一方面由于艾滋病患病率太高,国民整体体质和寿命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合格劳动力不足。这也是造成失业率很高的南非同时还在大量使用“外劳”的原因之一。更不用说由于艾滋病和犯罪率两大原因,南非被不少人视为畏途,旅游、服务业的发展也受影响,南非废除种族隔离后国际制裁取消带来的开放与全球化红利也因此打了折扣。总之,不论是搞“福利国家”还是搞“自由竞争”,艾滋病都成了南非发展的一大障碍。姆贝基当初说艾滋病是贫困造成的,但现在人们说的更多的是反向的因果:艾滋病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南非今天的贫困问题。

人们知道防艾抗艾是世界难题,南非政府再重视对策再正确,艾滋病问题也很难完全解决。但是新南非十多年间艾滋病问题如此恶化,显然与人谋不臧有关。南非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严重。以“粗犷、传统、民粹主义”形象闻名的祖马总统在很多方面与他的前任,“文雅、西化、自由主义”的姆贝基相比更不被国际社会看好,但在艾滋病问题上祖马政府却比姆贝基政府更“与国际接轨”。他更换了卫生部长,停止宣传“土方神药”,与国际社会合作大规模推广ARV防治,并制定了新的国家抗艾计划,以图亡羊补牢,舆论对此是赞赏和期待的。

犯罪率与警察暴力:新南非的两大负面之二

新南非第二个失误由于符合“世界潮流”,人们都不太说。但如果独立思考,我认为这很重要:那就是法律过宽、尤其是过早废除死刑导致恶性犯罪率失控。

1994年南非废除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制度,实现了民主化后,曼德拉政府最初的几个行动之一,就是宣布废除死刑。当时这是个感人的行为,因为非国大政府此举的第一个著名受益者就是自己的敌人。1993年4月非国大声望仅次于曼德拉的领导人、南非共总书记和“民族之矛”前司令克里斯·哈尼在自己家门前被白人极端分子刺杀身亡,当时激起的愤怒几乎使局势失控。曼德拉发表著名的“理智之声”后平息了事态。凶手于次年被一审判处死刑,但是终审时由于死刑刚好被废除,凶手免于一死,改判了终身监禁。这个判决对于当时的黑白和解有重要影响,受到广泛的好评。

但是不久,由于南非犯罪率,尤其是杀人犯罪率激升,人们对当时条件下完全废除死刑是否合适就产生了分歧。其实在国际上死刑存废问题一直有争议。我认为不能一概而论。贺卫方先生有个观点,他说人们常讲法治国家才能废除死刑,中国法治水平太低,所以还不能废除死刑,其实恰恰相反,法治越差的国家由于冤假错案的可能性、包括死刑案出现冤假错的可能性更大,而其他冤假错案可以平反,人死了却没法挽回,因此在这类国家更应该要求废除死刑——无论统治者听不听。

我认同这个说法,在专制国家、不讲法治的国家,包括像旧南非那样在白人中讲法治,但对黑人很野蛮不太讲理的地方,要求废除死刑是完全正确的。当然统治者接受与否是另一回事。

然而,一般意义上的死刑、特别是民主法治国家的死刑究竟该不该完全废除呢?

我认为慎用死刑、减少死刑无疑是文明的方向,但是绝对“废死”,不管已经有多少国家实行,至少在理论上我还没有见到逻辑严谨、毋庸置疑的证明。仅从价值观上讲生命如何神圣,同态复仇(所谓杀人偿命)如何不够文明,不足以构成这样的证明。因为从现代文明的立场看,不仅死刑,别的刑罚也一样,其立意并不是(至少主要不是)报复恶人,而是保护良善,以刑罚的震慑来防止(减少)新的犯罪,即所谓以儆效尤。如果废除死刑能够减少、至少不会增加杀人罪行发生率,废死才是有理由的。如果相反,废除死刑会造成震慑不足致使杀人犯罪率上升,那从生命神圣的价值观讲恰恰就应该得出有必要保留死刑的结论。那么,“废死”究竟对杀人犯罪率有何影响?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而这不能只讲道理,必须有实证的统计依据。

的确,国外有人做过研究说废死之后杀人犯罪率并未上升,甚或还有下降,我以为这是社会能够接受废死的最重要根据。但是相反的材料也不是没有,例如美国前些年伊利诺伊和俄克拉荷马两州就恢复死刑进行的辩论中,俄州就提出了相反的说法。不过从全球角度看,更明显的反例还是南非。新南非建立后随即废除了死刑。但南非此后杀人犯罪率明显地,大幅度地增高,成为南非变革中后来引起争议的话题之一。当然,社会现象间的因果联系并不像物理过程中的因果关系那样能够通过控制实验条件来清楚地证明。一个封闭器皿中给氧和绝氧对燃烧的不同效果是清楚的,可是社会并不是这样的器皿,许多社会因素都会对杀人犯罪率造成影响,比如教育水平提高、贫富差异的缓和等等,如果这期间发生了废死,杀人犯罪率也下降了,但它是因废死而下降,还是因其他因素而下降?恐怕还是很难说。反过来,如果废死后杀人犯罪率上升,它是不是就是因为废死同样也可以质疑。

不过在南非,由于“废死”前后杀人犯罪率的变化明显,而其他可能导致杀人罪增加的因素却不明显,所以很少有人否认这种因果关系。例如面对质疑之声,曼德拉的回应是:如果恢复死刑,那么它将只会落在黑人头上,我不能允许这样,请理解我。显然,即使是坚持废死的曼德拉,也并没有对废除死刑导致杀人罪增加这一因果关系作出否定。他只是从为黑人历史上受到的迫害寻求“补偿正义”的角度,不忍心对黑人动用死刑。

但是在逻辑上讲,我认为恰恰相反,种族隔离时代白人统治者的司法对黑人不公,滥用暴力,那时的死刑,尤其是被滥用的死刑的确有较大可能“只会落在黑人头上”。所以那时黑人解放运动要求废除死刑,是完全有理由的。但是现在南非已经是黑人掌权的民主法治社会,应该说是不会让死刑不合理地“只会落在黑人头上”了。而如果的确有人犯了刑事上的死罪,那么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应该考虑他是黑人还是白人的。如果确实犯了死罪,仅仅因为他是黑人,黑人执政的政府就对他免死,那不和白人政府专整黑人一样了吗?

曼德拉有一句感人的名言:“我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只接受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他当然不会对黑人免死而只保留对白人的死刑——杀害哈尼的白人凶手免死就是证明。但是众所周知,南非无论种族隔离时期还是民主化时期,黑人犯罪率,包括杀人犯罪率都远高于白人。所以即便是公平地保留死刑,它未必“只会”、但的确有很大的机率会“落在黑人头上”。不过,南非杀人罪的受害者同样也以黑人为主,如果废除死刑导致杀人罪增加这一因果关系成立,那么“废死”难道就真的有利于黑人吗?

南非黑人犯罪率高,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穷人犯罪率高一样有社会原因,我们可以同情黑人与穷人,努力改变这些社会原因,但这与法治下的惩治罪犯并不矛盾。我理解南非黑人犯罪率、包括杀人犯罪率较高与种族隔离制度后遗症即黑人贫困/失业率高、而受教育程度低等社会因素有关,因而理解曼德拉的心情。但是犯罪就是犯罪。正如黑人艾滋病高发有社会原因,但治疗艾滋病本身仍是医学问题一样。把废除死刑当做反对种族隔离的“政治正确”来处理,不考虑它对现实犯罪率的影响,而且不仅仅是废除死刑,新南非最初十年间法律和执法部门对犯罪的打击都有过于宽松(即由于罪犯多属黑人而投鼠忌器)的问题。这对于新南非治安问题的恶化、犯罪率尤其是杀人犯罪率居高不下,是明显相关的。这些年来大量增加的南非华人华侨由于饱受高犯罪率之害,几乎都有这样的看法。华人华侨多数来非不久,看问题有自己的角度,并不是都对,但在这一点上应该是对的。

而近年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由于治安糟糕的影响实在太坏,祖马政府开始强化警力、加大打击犯罪的力度。可是南非的罪犯常常有枪并敢于顽抗,杀了警察后即便被捕,也不可能判他死刑。于是警察为了自身安全,往往干脆在执法时就将其击毙,而警察本身良莠不齐更增加了暴力的滥用。于是近年来在没有死刑的南非,没上法庭就死于警察暴力的人却很不少,据说仅2010-2011年间就有近800人,[ http://mg.co.za/article/2013-03-06-mr-president-arrest-this-descent-into-police-state-depravity]2011-2012年更升至932人。[ http://mg.co.za/article/2013-03-04-over-900-deaths-in-police-custody]特别是2013年出租车司机马西亚被杀和2012年马里卡纳矿惨案中警察枪杀许多“暴徒”的事件,引起了从自由主义反对党民主联盟到执政联盟左翼的南非共在内的全国抗议。废除了死刑的南非由于杀人犯罪率和警察暴力的增加损失了更多的生命,这恐怕是好心的曼德拉始料不及的。

无关“渐进激进”的教训

今天提到新南非的负面,艾滋病与犯罪率无疑是最重要的两点。没这两点,“彩虹之国”的形象会亮丽得多。至于王晓鹏先生提到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经济疲软等等,不仅成因复杂,而且说实在的,工会太强、罢工太多至少在欧洲人眼里并不是很负面的形象。并且如果没有艾滋病与犯罪率这两个因素,仅仅工会太强、罢工太多也不至于造成这种程度的经济疲软。例如,有30%的被调查企业认为高犯罪率是约束南非经济和投资成长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却没什么人提到罢工。

但是恰恰这两个因素,虽然我认为可以说是非国大政府的失误,甚至是严重失误,但却与变革“太激进”、“ 一夜之间就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没有明显的联系。远的不说,南非周边的莫桑比克和津巴布韦,“激进革命”、“黑人民粹”都比南非厉害得多,造成的大弊、招致的诟病也严重得多,但两国的艾滋病问题却没有南非那么严重。就南非而言,几乎没有人说姆贝基总统是个“激进”的人,但他的艾滋病政策最被人诟病。而祖马总统从各方面看都是比姆贝基更“激进”的人物,人们对他总的非议也更多,但是在艾滋病问题上他却被认为是能矫姆贝基之失。再就废除死刑而言,美国这样的国家好多州都没有废除死刑,欧洲那些国家废除死刑也是在宪政民主发达后很久的事,尽管如前所言这并不意味着非宪政国家就不该提废死,但反过来也不能说民主国家就一定会废死。为什么南非“转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就一定会导致废除死刑?所以在这两个问题上,我们还是就事论事的好。

至于工会太强、罢工太多等等,倒确实是与南非“转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明显相关。这不是说“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都会有这样的现象。但是我下面会谈到,在南非的条件下搞民主,这大概是难以避免的。那么搞民主是不是就算过于“激进”?这就涉及到语境问题。有人批评我“从南非看中国”,说是两者不可比。其实可比不可比看你要谈什么问题,你的比较是否有事实依据,是否合乎推理逻辑。旧南非与中国在“二元”制度性歧视的各种表现上可以比歧视的强弱,比歧视的变化趋势,比歧视与所谓经济奇迹的发生学联系,这有什么不可以?但我从没有忽视南非的“二元”是种族间二元制,而我国的“二元”是同种族内的二元等级制这个不同,而且在“从南非看中国”的那篇文字中做了充分的论证。其实我同批评者真正的分歧也不在于“可比”不“可比”,而在于我认为“同种族内的二元等级制”比“种族间二元”实质上更落后,更不正义,更没有道理,但却由于没有肤色上的明显外观,显得更隐蔽、更能规避批评。而很多批评我的人实际上就是以这种隐蔽性为理由来开脱其不正义性,如此而已。说实在的,无论是就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还是“新儒家”的立场,论证“同种族内二元等级制”的正义性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那种含糊其辞的“不可比”之说就成了一种没理找理的遁词。

但是也的确因为上述的不同,在“走出不正义”的过程中南非与中国会有语境的区别,也就是“主义可拿来,问题须土产”的问题之别。在以前的文章中我已讨论过:南非人由于肤色的区别没法改变,旧制度下“亲白黑人”也只能成为白人支持下的“黑人家园”酋长,不能被白人政权吸纳;黑人解放运动是由黑人精英领导的。于是就有了“白人统治”还是“黑人统治”的问题。而且当时白人中已经有了民主与法治,改变种族隔离的进步无论是“渐进”的还是“激进”的,其方向都只能是把民主制推广于黑人,而不可能是把“黑人家园”的酋长制推广于白人。又由于黑人占人口的绝对多数,民主如果只有“多数决定”一条规则而没有保护少数、乃至于保护个人权利的自由主义原则,那就成了“黑人统治”——如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那样了。而事实上,没有自由的民主或曰“民主专政”由于缺乏“群己权界”和个人权利的约束,最终都会变成领袖专政。所以曼德拉那句名言“我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只接受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是非常经典的。

因此对于像南部非洲那样的地方,如果保守旧制,那就是“白人统治”(少数人统治,但也不能说是专制,因为白人中是有民主的),如果激进的变革,那就是“黑人统治”( 如津巴布韦和莫桑比克,实际往往是“民主专政”,即民主为名专政其实),而“中庸之道”、中间道路或“渐进”模式,就是曼德拉所谓的“不是白人统治,不是黑人统治,只是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

中国则不同,由于中国没有无法改变的肤色区别,“农民”精英可能被统治层吸纳(这种吸纳并非由农民授权也并不代表农民,被吸纳者未必更善待农民,犹如古代的“布衣卿相”对一般“布衣”未必比贵族更好),“农民工”制度的变革动力来自更广泛的公民运动,通常也并非由农民工精英领导。因此中国并没有“市民统治”还是“农民工统治”的问题。而且中国虽然身份特权也很鲜明,城市体制却并非民主体制,体制变革的方向并非把“城市的民主”推广于农村,而是打破城乡壁垒的“去身份化”和民主化并行。在这一方向上,维护旧体制就是“保守”,而一步到位的民主化大概算是“激进”,两者之间的“部分民主”、“渐进民主”就属于“中庸之道”了。

而南非逻辑上不可能有这种“中国式中庸”的空间。“部分民主”即原来的白人民主,在南非那根本就属于旧制度,何来渐进之可言?而“激进变革”就是津巴布韦、莫桑比克式的“黑人统治”,南非不是没有人主张这个,过去激进黑人暴力革命组织“阿扎尼亚泛非主义大会”(泛非大)就是这种主张,非国大内部,像非国大青年联盟现领导人朱利叶斯. 马勒马也想搞这个,现任总统祖马过去也曾被怀疑有这种倾向。但是非国大的主流,从曼德拉到姆贝基都是主张南非式的中庸之道,即“不是白人统治,不是黑人统治,只是不分种族的民主政治”的,就任总统后的祖马看来也不想实质上改变这条道路。王晓鹏先生所谓的“转变成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实际就是这种中庸之道,从南非的条件而言,也很难设想有更好更可行的道路——当然即使如此,具体的政策也还是可以有正面经验与负面教训之分的,如前述的艾滋病防治和废除死刑等问题那样。

“非洲的瑞典”:民主南非的工会与福利制度

马里卡纳矿山事件:如何缓和阶级斗争

尽管如此,严重的贫富分化仍然制约着新南非的发展并导致明显的“阶级斗争”,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工会太强、罢工太多”并不是“完全民主的高人权国家”都会有的现象。但是在南非的条件下搞民主,这确实是很难避免的。

由于贫富差别,尤其是黑人中的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上的不满情绪是很明显的。而另一方面,南非在长期反对种族隔离斗争时期社会动员程度已经发展到相当的高。南非的工会会员就有310万,占正规劳动大军的25%。而且与美国小工会林立的情况不同,南非工会的集中程度也高,最大的南非工会全国大会(COSATU,简称工全会)是世界上三大工会之一,下属21个行业工会,共有会员180多万,占全国工会的近60%。虽然她是与非国大结盟的执政“三方联盟”中的一方,但在民主南非的体制下她并不是“官办工会”,这个工会不是强制加入的,也不能禁止其他工会与之竞争,要想维持自己的影响,就必须在工人维权上做出成绩,而不是只搞些“发发戏票,唱唱跳跳”。因此工全会不仅有自己的集体诉求,而且常与政府意见相左。例如在艾滋病问题上,工全会就反对姆贝基政府“土法抗艾”的政策,要求向公众全面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物。

当然比抗艾更实质的是劳资关系。政府如果介入,就还会发生“劳政关系”。如前所述,这种民主社会的“阶级斗争”通常不会“你死我活”,但是也有激化到流血的。典型的就是2012年的马里卡纳矿山惨案。

2012年,南非最大铂金生产商隆明公司马里卡纳矿山的数千工人发生“野猫罢工”(没有工会组织的自发罢工)。从8月10日起全国矿工工会(NUM)决定支持,矿工们声称:“民主已经18年了,我们不能老拿三千兰特。”他们要求把月工资一下提高三倍,达到12500兰特。但是另一工会“矿山与建筑工人联合会”(AMCU)认为这样高的提薪率会“搞死”矿山,反对发动这次罢工,两边遂形成对立。南非黑人劳工从“流动劳工”时代就有不少人保留部落时代的带刀习惯,发生纠纷时动武也不是新闻,但这次就闹大了。12-14日该矿发生冲突,导致10人死亡。16日警察大规模介入,与罢工矿工发生激烈对抗,34名矿工被枪杀,警察与公司保安各有2人死亡。消息震惊全国,其他矿山工人纷纷罢工声援,高峰时全南非有7.5万名矿工卷入工潮。南非各政治力量纷纷表态,政府也展开调查。警方说罢工者先开枪,罢工者的说法却相反。从新闻照片看一些罢工者的确持有刀枪等简单武器,这在南非也不稀奇,但媒体报道很多死者是背后中枪,而且不少人远离警方警戒线,是死于远距射杀。于是舆论渐对警方不利。但是矿方则表示增薪三倍的要求无法承受。在政府和社会各方介入调解后,平均加薪22%,另外一次性发给2000兰特的妥协方案逐渐被各方接受。被捕矿工370人也由政府下令分批释放。至9月20日,工潮平息。而22%的加薪成为全国矿山的普遍措施,也算是44名矿工鲜血换来的成果了。

马里卡纳事件引起了很大震动,祖马总统为此宣布全国下半旗哀悼一周,有媒体甚至比之于种族隔离时期的沙佩维尔惨案。这次事件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利益或曰“阶级利益”造成的分野:事件发生后,依靠工人选票的南非共与工全会都出来指责作为盟友的非国大政府,而非国大方面,拉马福萨这样的矿工工会前领袖因为此时自己也成了矿主,却出来指责罢工的“暴徒”,而他不久前还在反对姆贝基“自由主义”的斗争中作为“左派”冲锋在前!作为另一极,前非国大青年联盟首领马勒马不久前因“极左”刚被非国大开除,此时便再次鼓动矿工要求“矿山国有化”。可是绝大多数矿工只求加薪,并不认为“国有”官僚比民营老板更好对付,连南非共也反对他的主张。

马里卡纳事件最终还是以妥协解决。事实上在代议制民主条件下这也是“阶级斗争”的通常结局,马里卡纳流了那么多的血,应该是个例外。但是人们总是有平等诉求的。南非的贫富悬殊起源于种族隔离时代,谈不上起点平等,后来的“蜜蜂法”也有掌勺者私占大饭锅之嫌,规则不尽公平。那怎么办呢?

人为“拉平”等于搞普遍清算,不仅大动荡的代价社会难以承受,而且从津巴布韦“革命”的实际效果看,南非人民对此也不敢恭维。那么通过税收-福利的“二次分配”来进行平等化的调节,就是民主社会里并不“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理所当然的结局了。

姆贝基时期的非国大政府,由于在鼓励投资、开放市场、维护产权和财政-货币政策方面的谨慎政策(不搞凯恩斯主义的财政扩张),被南非共等左派攻击为“新自由主义”。但如果从分配方面看,这届政府其实还是非常左的。正是在姆贝基时期,南非出现了由“负高福利”向“正高福利”的急剧转型。

我以前曾提到阿非利卡白人统治的南非有“黑人各尽所能,白人按需分配”的“种族社会主义”特征,单就白人而言那是个几乎类同北欧的高福利体制,尤其是“穷白人”受到很好的照顾。但是黑人则处于“既无自由又无福利”的境地。由于初始分配就是黑贫白富,二次分配又是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这种“福利”在宏观上就成了一种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的反向调解,我称之为“负福利”。民主国家只有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分,是不可能有“负福利”的。但是旧南非和我国这样的体制下“负福利”就是个严重问题。

改变负福利的方式有渐进和激进之别。渐进方式是通过逐渐增加最下层的福利而控制上层的福利,减少反向调节的力度,或者说是从“负高”变成“负低”,逐渐变成“零福利”(不一定是无福利,但福利分配与初始分配同比例给予,不平等既未增加也未减少,调节效果近于零),再进一步变成正福利,这时才有西方意义上的高福利和低福利之别了。我国这些年的福利改革正处于零福利前的渐变过程。我曾以某省的医疗改革为例:过去最底层的农民完全自费看病,一般国家职工比农民初始收入就高,却还有基本水平的公费医疗,而高官初始收入更高,又享有无限制全额公费医疗,这就是“负高福利”,现在农民有了“新农合”,比职工医疗保险水平仍低,比高官的医疗待遇更低,但总是有胜于无,与过去相比,就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仍然是“负”,但负得少了,离零福利的临界点近了,这还是进步,也可以说是渐进吧。

这种状况也相当于旧南非在种族隔离末期的情况。当时由于黑人的抗争、国际的压力和白人开明力量的推动,南非的福利也由白人专享变成在覆盖白人的基础上也向黑人渗透。到1980年代中期,南非社会总支出(即国家财政的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的约40%被用于占人口百分之十几的白人,而43%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白人还是占很大便宜,不过黑人也多少有了点,也是从“负高福利”变成“负低福利”了。

但是1994年以后,南非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曼德拉-姆贝基时代虽然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从产权和初始分配上剥夺白人,但二次分配的变化却很激进。南非的福利体制一下子就由向白人倾斜变成明显向黑人倾斜。到1990年代后期,社会支出用于黑人的比重从43%上升到80%,而用于白人的则从40%急降为不到10%。这等于把原来白人中实行的那套福利移用到黑人上,原先白人锦上添花,黑人“有雪无炭”,现在黑人得到雪中送炭,白人却“有锦无花”了,南非从“负福利”不经临界点直接进入了正福利,而且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应该说是高福利。这个变化不可谓不剧烈。而这个变化,事实上在姆贝基时代已经完成,所谓“民粹主义”的祖马上台后也没有再做多少。

“非洲的瑞典”,还是“非洲的苏联”

问题是姆贝基不这样做行吗?

与我们中国不一样,旧南非的特点是无论政治民主还是经济公平,在白人内部都已经有了很先进的安排,但由于种族歧视,这种安排只供白人专享而不实行于黑人。因此改变这种状况的方向就是让黑人也享有那些原来只供白人专享的东西。正如政治上的变革只能是使黑人也拥有原先白人才有的民主权利、而不是把“黑人家园”的“传统酋长制”搬到白人那里一样,经济上的变革方向,当然也只能是让黑人享有原先白人中的那种社会保障,而不是反过来把原先黑人那种“既无福利也无自由”的悲惨状态推广到白人那里。我们这里有些人会把所谓“西方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中国”看成是“反西化”的“爱国”口号而不是公然歧视中国人的汉奸口号,但是在南非,鼓吹“白人的人权标准不能用于黑人”的只可能是歧视黑人的白人顽固派以及类似“黑奸”的“黑人家园”亲白酋长,而黑人解放运动无论渐进还是激进,都是要求“黑人的人权标准必须等同于白人”的。

中国将来可能不需要在农民中推行高福利制度,因为过去中国在城市里搞的也不是高福利,与南非白人中原来的民主福利制度主要照顾“穷白人”不同,中国城里的福利也是先官后民、按权分配的负福利,不存在把城里的福利制度复制到农村的问题,只能在城乡都走出负福利的基础上建立城乡平等的正福利体制,至于由负转正后的福利是低还是高就不一定了。但是南非不同,要想既避免贫富对立导致马里卡纳那样的悲剧,又不搞津巴布韦那种“打土豪分田地”的一套,相当高的二次分配力度恐怕是难以避免的。

发达国家经济中有“福利国家”和“自由放任”两大传统,那么新南非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后为什么就不能更多地偏向“自由放任”呢?

其实姆贝基政府不是不想这样。但是他们只能在保护产权、承认初始分配之类的领域有点这种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色彩,而在二次分配领域他们基本上不能这样。因为我们且不论从左派立场对“自由放任”思想的批评,就是从诺齐克式的“右派”立场看,自由放任的正当性在逻辑上也是以“起点平等”、“规则平等”为前提的。而在实际上如果起点平等做不到,那就只有在四种状态下人们才能接受“自由放任”:一是起点虽不平等但差别不致太悬殊,二是虽悬殊但这起点本身有正当理由(比如合法继承了清白的财产,或者挖到个大金块),三是是否正当已无法考究只能承认现实,四是虽可考究但起点占了便宜的人在掌权,别人事实上只能承认。然而南非的现实与这四条都刚好相反:第一,种族隔离制度留下的“起点”就太悬殊了;第二,种族隔离已被公认为不正当;第三,种族隔离刚刚废除,不像发达国家的“原始积累”已经过了两百年没法追究了;第四,新南非已经发生政权更迭,起点得益者不再掌权而是受损者掌权了。这种情况下要想回避二次分配,那就只能在初始分配问题上或者产权上搞“打土豪分田地”,像津巴布韦那样了。

所以,无条件实行“自由放任”,在新南非是没有这种可能的。真要“自由放任”大概也只能先像津巴布韦那样用强权人为搞出一个平等“起点”,不过有这样的强权恐怕也就不容你自由放任了。所以可供选择的其实只有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或者姆贝基的办法。津巴布韦式的办法是剥夺白人土地,搞工矿业国有化,走“社会主义”之路。而姆贝基的办法就是以大力度的二次分配,换得初始分配可以相对自由,产权无需大取大予。从某种意义上讲,穆加贝在津巴布韦搞的那一套就像“非洲的苏联”,曼德拉-姆贝基在南非搞的一套就像“非洲的瑞典”。而自由放任的“非洲美国”将来随着两极分化的缓和、中等收入阶层的壮大、二次分配必要性的降低或许会成为一个选项,但在新南非初期是不可能在民主条件下得到多数人支持的。津巴布韦的做法之危害现在已经是有目共睹。不少人抱怨曼德拉与姆贝基没有搞“非洲的美国”,这其实是强人所难、不切实际的。而“非洲的瑞典”当然无法与欧洲的瑞典相比,但与“非洲的苏联”相比,新南非这个“非洲的瑞典”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有人分析过,今天南非领取社会福利者人数大约是所得税纳税人的三倍之多,按照国际标准这是极高的比例。[ "OECD Economic Surveys – South Africa". OECD. 2010-07. p. 38.]这意味着在南非平均每个狭义的纳税人(不包括企业法人在内的自然人纳税者)要负担3个弱者的社会保障,这种再分配的力度的确相当高。国际经济学界注意到:南非尽管失业率高企,收入不平等在世界名列前茅,但是南非不像大多数世界上发展中的高度分化国家的一点是:南非没有蓬勃发展的“灰色经济”(非正式经济);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算,南非的劳动力只有15%是工作在非正规部门。而这个比例在巴西和印度都达到一半左右,有的国家如印尼,甚至高达近四分之三。研究者认为,出现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南非的普遍福利体制。[ "South Africa's economy: How it could do even better.". The Economist. 22 July 2010.]换句话说,很多失业的南非人并不像一些国家那样靠捡破烂、摆小摊等“非正规”方式度日,福利安排解决了他们的基本生存。而南非初始分配中惊人的不平等,经过二次分配的调节后也会明显缓和。

因此看来,那种根据初始分配基尼系数的升高而断言新南非比旧南非更不平等的说法是就初始分配而言,落实到社会现实就需要商榷。旧南非基尼系数虽比新南非略低(其实也非常高了),但不仅如前所述,身份性的不平等性质上就比竞争性的不平等糟糕。而且由于旧南非的二次分配就整体(即就黑白关系)而言是典型的“负福利”,若计入二次分配则基尼系数肯定会更高。另一方面,新南非初始分配的基尼系数确实很高,但由于有很强的“正福利”,二次分配后基尼系数肯定会明显降低。就二次分配后的情况而言,虽然我们没有找到确切数字,但新南非的基尼系数应该是低于旧南非、而且低得不少的。不过,旧南非由于实行种族隔离,白人社会与黑人社会分开,那贫富悬殊的直观性不强。而新南非黑人有了迁徙自由,尤其是最穷的人大都进了城市,而索韦托那样的地方却出现了富黑人的豪宅,贫富近距离共处,那差异就显得非常抢眼了。

免费住房政策:消除“流动工人”制度后遗症

南非的社会福利有自己的特点。除了前述关于艾滋病导致的医疗问题外,另一个特点就是住房福利比较突出。这是因为种族隔离时代造成的大量“流动劳工”、“两栖人口”,在民主化以后都有了在城里安家的权利,他们可以理直气壮地住在过去被白人当局视为“违章建筑”的“贫民窟”里,然后同样理直气壮地要求国家给他们提供更好的住房以摆脱贫民窟。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像过去那样没有自由,更谈不上福利,而是先有了自由,再以此自由市民的身份要求福利。这就造成了南非“福利房”的巨大需求。

关于这方面,旅居南非的王晓鹏先生写道:

“南非政府在解决‘有序城市化’(遗留问题)的过程中,有一样做得要比中国政府好得多,那就是大量修建黑人免费住房,这远远好过中国的经济适用房。不幸的是,在中国国内,因官商勾结太严重,几乎每座城市修建的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普通百姓如果想租到77元每月的廉租房,恐怕都是在天方夜谭。

南非政府在照顾低收入人群住房方面要比中国好得多。如果你是南非公民,并能证明全家无收入或总收入每月低于1400兰特,那你就可以申请这种免费住房,成功入住后只需要交水电费。虽然南非出现过政府官员冒充低收入者骗取黑人免费住房的丑闻,还有黑人抱怨说等了八年才分到免费住房,但总体来说,南非政府至今已经成功解决了近400万户家庭的住房问题。要知道,南非的总人口还不足5000万,经济实力与中国相距甚远,能修建400多万户免费住房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长期的种族隔离政策,黑人劳工的聚集区,多集中在城市商业区的近郊,例如黑人最大聚集区索韦托距离约堡主城区25公里,另外很多聚集区也均距离商业中心不是很远。整个南非的格局就是中间是商业区,周边是一块一块的住宅区,呈卫星状散落在商业区附近,但这些住宅区基本是黑白分明,白人区基本很少看到黑人,黑人区也基本见不到白人。你不能单纯地把黑人聚集区当‘农村’,因为这些劳动力多数不是农民,他们白天进城打工,晚上往往又回到聚集区居住。这不像中国那样,农民工从一个西部省份坐火车到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然后年底返回老家过年。

而南非的农村基本是指白人农场区,黑人劳工也是居住在农场附近地区的黑人聚集区,白天到农场打工,基本上没有中国那种农民工‘候鸟大军’。这个是与中国类似但又不同的格局。

现在南非政府正在各地的黑人聚集区大量修建免费住房,为的就是维持社会稳定,让收入较低的黑人劳工能在居住地附近安心工作,不管结果如何,至少南非政府的想法和做法是正确的。而在中国,不用说免费住房,就连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都很少见,这又怎么能让农民工安心种地呢?农村收入太少,导致出现了大批飞往城市的‘候鸟’,作为根本的农业自然会出现问题,大量农民工进城后若出现饱和,找不到活干的无业者又会引发各类社会问题,这就是问题症结所在。”[ http://wqmaer.blog.163.com/blog/static/131248902201121761021976/]

王晓鹏先生的比较是基本正确的。但有几点需要斟酌:

第一,南非的“流动劳工”原来也并非不是“候鸟”,事实上,当年南非白人政权设计的办法就是让他们单身进城打工住集体宿舍,家属留在“黑人家园”。而看看地图就知道“黑人家园”离大城市有多远,所以那时他们就是“候鸟”。后来他们在索韦托这样的“城乡结合部”安家定居,其实并非白人所愿,只是他们没有办法把黑人再赶走了。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当然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南非只有外籍劳工还是“候鸟”了。中国就趋势而言其实也一样,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搬出工棚(集体宿舍),把“留守”农村的家属接来,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租房安家,“农民工”中的“候鸟”率也在逐年下降。只不过我们的这个过程比南非要缓慢得多,至今我们的“索韦托”还是不合法的,政府只要想赶就可以赶走他们,还要宣称“不补偿,不安置,否则后患无穷”!

第二,中国目前的“保障性住房”制度,尽管也是从“福利国家”学来的,并非我们原来那种按特权按身份等级分配的所谓“福利房”。但是由于基本条件的差异,学来的这一套在我们这里也严重变味。其根本原因其实还不是“因官商勾结太严重,经济适用房到最后都变成了商品房出售”,而是很多所谓经适房仍然是变相的“特权房”,连商品房都不是。而是一开始就盖成“廉价豪宅”,以“安居房”、“集资房”、“团购房”等名义按官位分配,形成所谓的“公务员经适房小区”。另一方面,真正的廉租房申请者逻辑上应该是有当地居住权但住得很差的贫民,可是我国的合法贫民窟(正式说法叫棚户区)户主(未必是实住户)是有户籍的老市民,对他们另有一套“棚户区改造”安置补偿政策,并不需要申请廉租房。任何国家城市化时期的城市贫民主体都是进城打工的移民而不是老市民,区别只在于其他国家把他们看成城市贫民,也就是廉租房的供应对象,我国和旧南非则把他们看成“外来打工者”,类似于新南非的外籍劳工,虽然在城里居住着(通常也是租住棚户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却没有“居住权”可言,“住得差”往往是赶走他们的理由,而不是他们申请更好住房的理由。正是这种“经适房优先公务员,廉租房不给农民工”的制度,使得我国的“保障性住房”完全变味,成了一种典型的“负福利”现象。即便没有“官商勾结”问题,它也没法正常发挥福利功能。“廉租房”如果标准高了,就可能成为以权谋私的目标,如果标准低了权力不屑于染指,则它又会成为无味的鸡肋,因为真正需要它的人是没法申请它的。

当然,南非的免费住房也不是没有弊病的。除了王晓鹏先生提到的那些,一般廉租房社区的弊病它恐怕也难免。诸如穷人集中区治安往往较差、实物分房难以收回,分房者如脱贫致富搬走后仍会占有原房出租牟利,造成新的不公平等等。西方实行廉租房制度的地方都有这些问题,南非也不会例外。但是这些比起原来“流动劳工”制度的大弊,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新南非的民主制度还造成一个现象,即各党派在住房问题上的“福利竞争”。开普敦的代尔夫特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事例:1994年4月新南非曼德拉政府成立后,非国大执委、南非共前总书记乔. 斯洛沃出任住房部长。他在开普敦的代尔夫特地区筹建一片免费住房以安置当地的前流动劳工。但9个月后斯洛沃逝世,项目并未完成,前流动劳工便搭建棚户等待政府的安置,在该地形成了一个拥有两万居民的棚户区,据说是新南非最大的“非正式定居点”之一,这个社区就得名为乔. 斯洛沃,非国大控制的南非中央政府住房部继续在这里修建正规的免费住房以安置他们。

然而后来反对党民主联盟提出要在这里建立一个“2号门”免费住房小区以安置周边一带的贫民——也是前流动劳工,只是到得早些。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大都是民主联盟的选民,而乔. 斯洛沃的居民则多是非国大的选民。恰巧此前乔. 斯洛沃棚户区发生火灾,有一千多户灾民被临时安置到附近的救灾点,于是在2007年12月19日,“2号门”贫民进入小区“占领”了这片地方(种族隔离废除之初,南非多处发生黑人贫民进城“占领”所谓空地空房的情况,在西方的意大利、土耳其等国也有这类穷人“占领”现象),形成了新南非建立后最大的一场贫民“占领”事件。乔. 斯洛沃贫民不甘示弱,要求政府出面,当时在开普敦执政的非国大-新国民党联合政府便要出动警察驱赶“占领”者。“2号门”贫民上告法院,司法独立的开普敦地方法院判决警察驱赶行动是非法的并予以制止。非国大与民主联盟为此互相抨击对方“延续种族主义”,迫害穷人。直到2008年2月,高等法院又判决驱逐合法。于是“2号门”贫民又被赶走,当局许诺另外择地给他们建免费住房,但很多人仍然抗拒不搬。2009年,民主联盟在开普敦所在的西开普省胜选上台执政,他们又提出异议……。而在这漫长的争论期间,政府的福利住房也在同时陆续兴建。一般认为,这事的最终结果要到双方的贫民都得到安置,才算了结。

代尔夫特事件在一些人看来应该算是民主制度下的“乱象”,但是整个过程双方都诉诸法律、依靠政党,最后双方的问题政府还都得设法解决,这真是一种坏办法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强工会,高福利”的负面

南非的福利在其他方面也令人印象深刻。其特点是“强制储蓄”性质的缴费福利不多,主要的福利都是国家财政纯转移支付的,资金来自一般税收,“缴纳和回报之间没有任何联系”。例如养老金,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完全强制储蓄式的,老前缴费,老后支取。大多数国家则是多方统筹,例如国家-企业-个人三方统筹,个人强制储蓄至少也是养老金的来源之一。而南非则是完全转移支付:个人老前无需缴费,老了国家赡养,这种养老金覆盖了80%以上够年龄的老人,支付金额也不低:据说超过全国黑人每人收入中位数的两倍。由于南非失业率很高,很多黑人家庭成为“啃老族”,据说全国三分之一的黑人家庭以长辈的养老金为一种“较重要”收入来源。如果不是由于艾滋病流行压低了黑人平均寿命,这个比例恐怕会更高。对于参加过二战和朝鲜战争的老人,还另有“参战退伍军人补助”可领,最高可达每月1190兰特。据说白人政权时代参加过“边境战争”(1970年代前后种族隔离政权与南部非洲“前线国家”及其支持的黑人解放武装的战争)的退伍老兵也有这种待遇,非国大政府把当年自己“敌人”的这种待遇取消了,但当年参加“联合国军”与中国打过仗的仍然可以享受。

还有儿童抚养补助金,对每个15岁以下的孩子每月给270兰特,据2009年4月统计,有910万儿童受益。所以在南非,“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可以过得不错,单身年轻人如果失业就比较惨了,失业救济很低,而失业保险是南非很少几种强制储蓄式福利之一,缴费和受益都取决于在业时收入多少。低收入者如果失业,就几乎不能指望它。不过,由于住房福利等等按低收入标准给予的保障还是有,自己弄点吃饭钱在通常情况下还不是很困难。

其他福利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此高福利自然要求高税收。南非的个人所得税累进税率最高为40%,企业所得税税率28%。还有增值税与资本收益税等,总体税负达到国内总收入的23.4%。负担很重,但相比高福利而言又不是最重的。南非在姆贝基时代实行所谓“新自由主义”的财政政策,比较注意控制赤字。那么,税率不是最重,赤字相对也不多,搞福利的钱哪里来呢?

第一是从削减军费中挤出来。旧南非因为维护种族隔离制度而与世界为敌,尤其是与南部非洲各“前线国家”和黑人解放运动(不仅仅是南非的黑人解放运动)为敌,为此拥有强大的军队,装备精良,实力非洲第一,还暗中发展核武器,这些都要大量烧钱。新南非国际环境大改善,用不着这些了,因此一直在裁军,军费开支大幅下降,能够腾出一些钱。第二,旧南非国有经济比较强,能够提供利润。尽管种族隔离末期国企已经不景气,但是一部分国企还是盈利的,另一部分国企不盈利,但也可以通过私有化变现资金,用以支持财政。民主国家的委托-代理关系明确,这样做争议不大。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南非的福利有所侧重。原来,南非政府主要把钱花在老人,小孩,病人,住房等方面,至于工人的福利,强大的工会自然会压企业出钱。

所以南非企业的负担,其实不只是税收,对付工会也是个重要因素。而仅就企业税率来说,南非也有特点,那就是企业税主要按公司利润,而不是按营业额来征收。这特别打击了那些有效率的盈利企业,而保护了亏损企业。这种税法饱受诟病,被认为是损害效率的。南非之所以如此,据说是为了减少破产,保护就业。可见南非整个二次分配体系主要着眼于平等,是不怎么考虑效率的,而二次分配力度又很大,对效率当然会有影响。

通过种种办法,新南非的十多年间在经济总体上比较疲软的条件下,一方面大幅改善了穷人、主要是黑人的福利,另一方面国家财政总体稳定,没有出现一些欧洲福利国家那样大的债务窟窿。这应该是说非常了不起的。尤其在非洲,尽管几乎没人说新南非的经济有什么“奇迹”式的成就,但是至少在南部非洲她仍然是“一枝独秀”,不仅经济总量自旧南非以来一向如此,就发展趋势而言也比其他国家强。

尤其是南非与津巴布韦的对比更为鲜明。这两国最有可比性不仅因为它们是邻国,而且津巴布韦过去与南非同样经历过种族主义的本土白人统治——只有“白人殖民者欺负黑人”模糊概念的一般中国人往往不明白,“殖民主义”与“种族主义”在非洲政治中是不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指白人宗主国的统治,后者指“独立”后本土白人的统治。绝大部分非洲国家只是殖民地时期被白人宗主国统治过,独立后无论民主还是独裁就是黑人的事了。在非洲,黑人被本土白人统治过的,主要就是津巴布韦与南非两国。其可比性自然很强。

而且在白人统治时期,两国经济上同样相对发达,领先于南部非洲其他国家。政治上两国的白人统治者与黑人解放运动各自都曾跨国联手,关系非比寻常。加上两国黑人主要都是班图族系,一些部族(恩德贝莱人、文达人等)干脆就是跨境而居,可以说基本上是“同种同文”。因此两国的境况被人们互相参照的程度几乎仅次于南北朝鲜、东西德国。但是两国黑人解放后的发展模式对照却如此强烈。以至于有人说:大批津巴布韦难民涌入南非,是对非国大统治合法性的最大支持。哪怕你对非国大再不满,看到这些可怜的津巴布韦人,也会觉得不但曼德拉伟大,姆贝基乃至祖马也很了不起。

而问题重重的南非人只要谈到津巴布韦,也是第一我们比他们民主自由,第二我们比他们繁荣富裕,自豪之情溢于言表。甚至就连那些南非境内的津巴布韦籍贫苦劳工,尽管对南非人排斥外籍劳工很不满,但也不会称赞穆加贝——因为他们就是受不了穆加贝才逃到南非来的。

当然,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新南非面临的严峻挑战。

尽管“非洲的瑞典”要比“非洲的苏联”好得多,但是非洲毕竟不是欧洲。正如津巴布韦不可能通过斯大林式的手段搞成“强国”,在南非那样的经济条件下让一个纳税人保障三个福利受益者,“非洲的瑞典”确实比欧洲的瑞典更不堪重负。南非的强工会、高福利体制虽然避免了阶级斗争失控,避免了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选择,而且也不是南非目前的所有经济困局都可以归咎于它——例如前述艾滋病问题,工全会的主张其实比姆贝基政府的对策更合理——但是这种体制确实有明显的弊病,这也是无可讳言的。

“非洲的瑞典”政策首先对投资和就业都有不小的抑制。2010年,巴西全国工业联合会对全球14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进行调查,认为南非的金融市场成熟程度可排第二,存取资金的方便和融资成本都比较有利(第4名),交通基础设施可排第6,因为“奇迹”时代搞了很多“铁、公、机”,南非的基础设施被认为优于中国,印度,墨西哥,巴西和波兰,但落后于韩国和智利。不过这些设施已逐渐老旧,需要更新,否则将来可能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南非吸引外资能力平平,外国直接投资只占GDP的3%,14国中第7位,恰好居中。旧南非饱受国际制裁,却长期是以“血汗工厂”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的“乐园”;如今新南非在国际上声誉日隆,资本却不怎么看好。当然比起旧南非末期危机时的资本外逃状况还是恢复了不少。

但是南非的税法(尤其是按企业盈利征税这一点)对企业效率损害大,被认为是倒数第二的糟糕因素。而最糟糕的项目是“体力劳动可用性”,南非是14国中倒数第一。首先由于艾滋病等原因,南非是14国中唯一的劳动力减少国家,2008年其劳动力就减少了3%以上,相反,印度该年劳动力增长了近3%。其次南非劳动力已经不便宜,蓝领劳务成本排第五位,与韩国不相上下,比巴西,印度和中国都更贵。按照这份调查,南非工厂工人实际工资高于巴西,中国,印度,波兰和墨西哥。而就工作效率而言,调查认为南非工人比俄罗斯,哥伦比亚,巴西,中国和印度的工人生产效率高,但比韩国,智利和墨西哥的工人低。南非教育投入多但效益差,教育支出占GDP比重高居第四,但高等教育录取率仅为倒数第二。教育系统的缺陷导致技术人才严重短缺。以至于在使用技术和创新方面,14个国家中南非仅排名第11,落后于韩国和其他金砖国家。

所谓“体力劳动可用性”的短板,无疑和“强工会,高福利”有关。南非的失业率高得令人乍舌,劳动力价格却不便宜;因艾滋病造成劳动力减少,失业者却还是那么多;正式工人工资不低,社会上尤其是黑人中的贫困现象依然严重;之所以造成这些怪现象,工会为维持会员高工资而限制廉价劳动力进入劳务市场显然是主要原因。工会对“正式”劳务市场的垄断,有利于提高会员工资,却人为阻碍了就业,同时还在会员与非会员间制造了过大的工资差距。失业者与非工会会员的低收入成为南非贫困问题难以解决的重要原因。而在工会控制不了的“非正式”劳务市场上,却充斥着廉价劳工尤其是外籍劳工这种最缺乏讨价还价能力的弱势者,从而造成失业率很高的南非同时又有很多外籍劳工的怪现象,以及本系列《之一》所叙述的“排外骚乱”的产生土壤。

很多人都指出,今天南非问题千头万绪,艾滋病问题等等都很严重。但“南非病”最明显的特征还是失业率太高。失业者——无收入群体的增加导致初始收入更不平等,而这就更有赖于福利制度和二次分配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福利化本身又压抑投资,使失业率更难下降。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

因此,在新南非社会经济发展问题上“强工会,高福利”模式就成为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以“非洲瑞典”道路的可行性,防止南非走上津巴布韦式的“非洲苏联”之路,南非今天与津巴布韦相比堪称乐土,它的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它又使南非经济发展在“金砖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显得相对乏力。如果说在旧南非正如曼德拉自传题目所云《自由之路无坦途》,而在新南非,可以说是繁荣之路无坦途。“强工会,高福利”模式,实在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新南非的城市治理困局与“美国式城市化”趋势

“汽车普及导致郊区化”,还是“穷人驱逐富人”?

在国内讲到西方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史理论,有一种流行的说法是“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或者叫“后城市化”理论。据说由于汽车的普及改变了人们的空间观念,住在郊区豪宅开着汽车一样可以享受现代生活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功能,还能享受市区没有的优美环境。所以人们争相进城已经是落伍的“老土”了,世界的新潮是穷人、没出息的人住城内,富人和前卫的人住城外。我们有些理论家还据此引申说,既然如此就不要让我们的农民进大城市了,就让他们住“小城镇”或者干脆“离土不离乡”吧,这样就可以避免西方“城市化的弯路”,而一步到位地进入“后城市化”时代了。而一些价值观与他们差异极大的另一派人士,同样是根据“郊区化”、“后城市化”理论,引申出来的却是强调普及私家汽车、大修高速公路的重要,在他们看来没有汽车哪怕你住在城里也是“老土”。

这种“汽车普及导致了郊区化”的“后城市化”之说其实是以美国的现实为依据的。在美国确实有明显的“穷人住市区,乃至市中心附近,富人住郊区乃至卫星城”的现象。一些大城市如纽约和华盛顿尽管市中心很小一块地方还是富人乐住之地,主城区的大部分却住的是社会下层,大量的富人还是住在如长岛、银泉这样的郊区,而更多的城市,尤其是洛杉矶那样后期发展起来的城市干脆没有富人愿住的中心城区,“当躺”(downtown)尽是穷人,富人都住在贝弗利山、硅谷那样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看看欧洲,这种所谓的“郊区化”模式就极少见,例如至今巴黎的富人几乎都住在主城区,尤其是像拉丁区那样古老的市中心,而穷人绝大部分住城外,过去是一个环绕市区的“棚户带”,现在棚户变成了“福利国家”提供的高层公寓楼,外观非常符合国人想象中的“现代化”,但富人极少住在其中。倒是在160年前(巴黎史上的“奥斯曼改造”以前)并非如此,那时巴黎城里曾经充满了穷人的陋屋窄巷,而富豪都住在城外的园林豪宅中,包括像凡尔赛、枫丹白露这样的皇宫。

而且如果细考美国城市发展史,你会发现其实美国很多地方“市中心衰落”和富人迁往郊区的趋势早在汽车普及前的19世纪末已经开始。南北战争解放黑奴后,美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乡村穷人,尤其原来绝大部分是庄园苦力的黑人获得自由和公民权后纷纷进城,几十年内黑人就从过去基本属于乡村族群变成了几乎是纯粹的都市化族群,城居率比白人高出很多。于是美国城市出现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现象。当然穷人其实不可能强制“驱逐”富人,可是穷人入住的地方,富人自己就纷纷搬走了,这和汽车普及并无很大关系。尤其是罗斯福新政后城里出现了很多政府盖的福利楼,附近的富人乃至中产阶层就纷纷迁出。纽约最著名的哈勒姆贫民区就是这种“穷人驱逐富人”过程的产物。而芝加哥、底特律、费城等城市主城区的没落(以及郊区的兴起)也都是类似的过程。

这种“穷人驱逐富人”现象与美国式自由民主及黑人解放有很大关系。而在19世纪民主化以前的欧洲那些王国就截然相反,那里发生的城市化是“富豪驱逐穷人”,而且是名符其实的驱逐即强制拆迁,不是美国富人那样的自愿搬走。1852-1870年间巴黎的“奥斯曼改造”就是个典型,当时法兰西第二帝国的铁腕市长奥斯曼伯爵在17年内强行拆掉半个巴黎,把多数穷人(多是法国大革命后获得自由、初期工业化时进城打工的农民后代)赶出城外,巴黎于是被改造成“世界最壮丽的城市”,这个“巴洛克式(意为豪华)城市化”的样板自然是充满“香榭丽舍”的金粉世家,而少有穷人立足之地的。

由于美国的穷人很多也是黑人,所以种族隔离时期的南非白人政权是很喜欢拿美国黑人进城导致主城区衰落来说事的。他们倒没有说那叫“汽车普及导致的郊区化或后城市化”并表示羡慕,而是称之为失败的“无序城市化”并以之为前车之鉴。而他们极力实践的,则是类似“奥斯曼改造巴黎”式的“有序城市化”。按照奥斯曼的方式他们在种族隔离时期的确在南非打造了一大批美轮美奂的现代“巴洛克式城市”——白人的城市,而把黑人圈在城外的索韦托式的地方。民主化以后这种情况完全改变了。如果不涉及价值判断而是只论客观因果,现在我们不能不说白人当初的看法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新南非这十几年,很多城市在废除种族隔离、黑人可以自由进城后的确发生了所谓的“芝加哥化”、“底特律化”,即美国式的、当年被白人当局贬称为“无序城市化”的过程。

黑人解放和“城市底特律化”:索韦托与约翰内斯堡旧城区的变迁

这其中,当年的南非“经济首都”、最大城市约翰内斯堡尤为典型。在《从南非看中国》中我详述了当时白人的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的索韦托的各自特征。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两边的特征都显著地改变了。

原来在城外(用我们的说法应该叫“城乡结合部”)的索韦托在上世纪70-80年代基本上就是一大片贫民窟,只有两家电影院,两间酒店,只有83%的房子有电,高达93%的居民没有入户自来水。新南非政府在这里投资建了大量水、电、路、房等基础设施,为黑人贫民盖的正规免费住房逐步取代原来的陋屋和棚户。如今索韦托的水电通讯公交基本普及,中产黑人的雅居和富黑人的豪宅也开始出现。大型公共设施陆续崛起,这里的克里斯. 哈尼医院从原来400多张病床的普通医院扩建为占地0.7平方公里、3200张病床、6760名雇员、号称“世界最大(一说为非洲最大、南半球最大、世界第三)的医院”,并成为著名学府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附属的“教学与学术医院”。索韦托的FNB体育场被扩建成座位近十万的“足球城”、南非最大的综合性体育中心和2010年世界杯主赛场。世杯赛盛会在这个过去“农民工私搭乱建的棚户区”举行,是以往绝难想象的石破天惊之事。交通方面,除原有1号高速公路通过索韦托外,新南非时期又修通了12号、17号国家高速公路,70号都市高速干道(通称索韦托高速公路)和黄金高速路等穿过索韦托的交通干线。

索韦托的人口过去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作为白人城市约翰内斯堡“城外”的一个“自治”黑人城市,这里过去没有很确切的人口调查,一般认为最多时它有180万人,超过当时的约翰内斯堡市辖区。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初“黑白壁垒”破除,大量黑人从这里迁入过去他们不能居住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和其他他们想去的地方,一时导致索韦托人口大减,2001年调查它只有85.9万人。但不久,由于其他地方黑人迁入,以及约翰内斯堡进入萧条状态等原因造成回迁,索韦托人口又在增加。2002年索韦托正式并入约翰内斯堡市,成为该市的第6、第10两区(2006年进一步合并为D区,即大索韦托区),种族隔离制度在行政上的痕迹至此消除。当时说这两个区占大约翰内斯堡人口的约40%,但2010年人口普查确认它实有人口130万,占大约翰内斯堡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索韦托人口变化剧烈,一方面说明黑人确实得到了迁徙自由,另一方面也说明这里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个预期不稳定的“临时聚居地”。人口变少一方面使索韦托显得有点“萧条”,另一方面减轻了当地基础设施不足的压力,无论对迁走的还是留下的人而言都意味着生活的改善。

但是,尽管今天约翰内斯堡已经不是白人的天下,但索韦托人口仍然几乎纯是黑人(99.3%),显然,尽管种族隔离废除近20年,仍几乎没有白人、有色人和亚裔迁入这里。

另一方面,在索韦托状况改善的同时,原来的约翰内斯堡主城区却出现明显的“底特律化”衰落趋势。从种族隔离末期、过渡时期直到新南非初期,这里经历了十余年的“自发移民”,基本是“黑进白出”,很多地区住民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如主城区人口最密集的住宅区希尔布罗夫,种族隔离时期被宣布为“纯白人”区,不仅严禁黑人“盲流”进入,连有色人、亚裔也在排斥之列。当时这里被视为“黄金居住地”,拥有希尔布罗夫塔、彭特城市公寓等著名地标建筑,租金昂贵。但是在1980年代这里已变成“灰区”(即黑白混合区),过渡时期这里秩序混乱,白人基本走光,到2001年其居民中黑人已达95.6%,白人仅1.5%,完成了从“纯白”变成“纯黑”的过程。

类似情况在主城区相当普遍。大量黑人贫民迁入后治安严重恶化,富人和大公司纷纷迁出,星级酒店等豪华场所陆续停业,原来的中央商务区几乎瘫痪。昔日的约翰内斯堡曾经集中了全非洲大陆三分之二以上的高层建筑,号称“非洲曼哈顿”。但在过渡期和新南非初期的混乱中,不仅黑人贫民“占领”“空房空地”的情况屡见不鲜,就连该市最著名的一些摩天大楼也在被废弃后一度成为三教九流乃至犯罪团伙的居所。原来寸土寸金价值连城的地产变成“白菜价”,乃至一钱不值。例如:

223米高、50层的卡尔顿中心大厦在1973年启用后至今一直不仅是全城第一、而且是全非洲第一高楼,里面开设的五星级卡尔顿酒店也是非洲最高档的豪华酒店之一,曾接待过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法国总统密特朗、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等贵客。由于周边人文环境恶化,酒店于1997年最终关闭,大楼多次转手,越卖越贱,如今基本空置,最后业主Transnet集团曾打算融资改造用作出租写字楼,2008年经济危机后也告搁置。

彭特城市公寓,1975年建成的173米高54层圆筒形塔楼,是全城第二高楼和非洲最高的住宅楼,在世界上也是住宅楼中最高的之一,曾被视为建筑美学的杰作,号称“美丽的巴别塔”,作为选景多次出现在影视剧中。但早在种族隔离末期周边治安已恶化,犯罪率飙升,新南非建立时公寓已无人承租,成为流民帮派藏污纳垢之地,后来政府清出流民,曾几度企图利用,甚至有建议将其建成一个高层监狱,但都不了了之。再后来有公司试图改造装修,供2010年世界杯赛使用,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融资失败,这个计划也放弃了。

40层楼的“托尔曼塔”是全城第四大厦,原归五星级“约堡太阳”酒店经营,混乱期间酒店迁往桑顿,经两次转手后变成“黄金城埃戈利酒店”,2001年开业后曾接待“可持续发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风采如昙花一现,但会后很快也无法经营,目前该建筑被“封存”。

IBM大厦,楼高25层,原是IBM公司的南非总部,混乱出现后IBM总部搬到桑顿,大厦只有一小部分用作商店,但也陆续关张,全楼于2005年完全废弃。

31层140米高的信托银行大厦,楼高为全城第五,曾属于南非最大的银行,混乱时期银行迁走,2003年大楼以64万美元贱卖。目前也空置。

123米高的凯恩中心大厦,原是写字楼并设有大型购物中心、电影院等,废弃后于2003年以91万美元贱卖。

希尔布罗夫塔与海森太克塔,分别是约翰内斯堡的电信-广播塔和电视塔,前者1971年建成,高269米;后者1962建成,高237米,时隔仅仅9年,便使南非两次刷新了整个非洲最高人造结构的纪录,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当时成为白人政权炫耀其“经济奇迹”的重要“形象工程”,现在也还是约翰内斯堡的两个城市地标。这两座高塔上原来都有旅游用的观景台,尤其前者更曾经是约堡旅游的第一景点。但由于“担心有人在上面向下开枪”,两塔从过渡时期就先后被关闭而停止使用了。

……

新世纪初的约翰内斯堡原中央商务区确实有点像今天美国的底特律,“鬼楼”林立,一片萧条。而且与底特律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先是大量穷人进城,富人纷纷离开,离开后出现萧条,就业剧减,穷人谋生困难,最后也不得不离开,几乎成为空城”。在1990年代末,尽管这里的高档场所纷纷歇业,豪华大楼里尽是无房可住的“占领”者,但是穷人仍是熙熙攘攘,先前的豪华商圈,如今地摊密布,约翰内斯堡中央商务区成了“高楼林立的索韦托”,后来这里因没法就业,黑人重又纷纷离去,这里陷入彻底的萧条。

作为旁观者,我们国人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耐人寻味。据说曾有位我们的官员前来旅游,看到这种情况连连叹息:“可惜了,可惜了。”如果他得知当年的白人种族隔离思想家早就提醒过,取消了种族隔离制度的“优越性”就会造成这种“美国病”,他会怎么想?

富人“郊区”的兴起:“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

当年的白人种族主义者属于“极右派”,敌视苏联,镇压南非共产党,但是那时他们建设的“宏伟城市”却和一些共产党国家有非常类似的特征。而如今掌权的非国大,当年受苏联支持,今天也是左派,南非共仍是其中的重要成分,他们常常批评美国。但是今天正是他们推动了这种所谓“美国式的‘无序城市化’”,把约翰内斯堡中心城区从“南非的深圳”变成了“南非的底特律”。当初穷人的“占领”蔓延时,非国大内部也有制止的声音,但以非国大青年联盟和南非共为代表的非国大左翼是反对制止的,有的“占领”还就是他们所领导,以至于前述开普敦那个占领者的“非正式”社区还以南非共总书记来命名为“乔. 斯洛沃”。当然,左派并不赞成无政府状态,但当时不制止就意味着这种状态。作为政府住房部长的乔.斯洛沃也不是想任他们“私搭乱建”,而是想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在那里建立规范的公屋社区,也不能说这种想法不合理。因为从逻辑上讲,的确,如果居住本身就是“非法”的,还谈得上要求住得更好?但是“先给自由再给福利”必然有时间差,这期间“贫民窟”的扩大和“穷人驱逐富人”效应至少暂时是难免的。

现在想来当时的确可以做的更好,以尽量避免这种“底特律病”,我们下面要讨论这个话题。但是首先我们要知道,尽管底特律的严重问题一直困扰美国人,但是美国不论左派还是右派,没有人会认为像南非当年那种种族隔离制度下“有序的城市化”是更好的选择。而南非人尽管也为今天约翰内斯堡的萧条而苦恼,但他们原来就不顾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告诫而坚持废除了种族隔离的“优越性”,现在也不会为这种废除带来的结果而后悔。事实上,无论美国人还是南非人,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都认为以目前这种代价来废除种族隔离制度是值得的,尽管现在人们也应该研究如何减少这类代价。

为什么?除了重视人权这种价值观的考虑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尽管旧市区衰落了,但“郊区化”却被认为是正面的现象。富人在民主制度下对穷人“惹不起,躲得起”,但绝大多数富人并没有真正远离,而是移居郊区或卫星城,在那里形成了新的富人区和大公司基地,新的豪华场所和新的经济活动中心。美国历史上类似今天底特律的现象其实并不罕见(当然底特律的规模是最大的),但在一些城市变成被废弃的“鬼城”的同时总有更多新兴城市崛起,城市中旧市中心衰败的“鬼楼”和新兴郊区、卫星城的繁荣也往往并存,所以他们虽然苦恼,却并不认为这是要命的问题,更不会主张以降低人权标准、取消迁徙自由、禁止穷人迁入来避免这类问题。

正如底特律主城区衰败的同时,像迪尔本那样的新兴郊区和安娜堡那样的邻近城市却繁荣起来一样,在约翰内斯堡原中心区衰败的同时,约堡周边的一些郊区和卫星城却繁荣兴旺,成为主城区富人、大公司和高档场所的新聚集地。这样的“新城区”在大约翰内斯堡地区有不少,桑顿就是最著名的一个。

这个地方原是约翰内斯堡北郊的一片田野,由桑当和布莱恩斯顿两个村镇合名“桑顿”,民主化以前这里只有一些小农场和个别富人的田园别墅。种族隔离制度废除后,不再能驱逐黑人的富裕白人“惹不起躲得起”,纷纷北迁此地,大量的“新钱”投入桑顿,使这里迅速热闹起来。在2001年这里已经有人口12.6万人,人不算多但聚集了惊人的财富,据说这里按单位面积计是非洲富豪最密集的地方,号称“非洲首富的平方英里”。富人的豪宅、别墅、高档写字楼、豪华酒店、会展中心等纷纷出现。交易市值占非洲首位、全球第15位的约翰内斯堡证券交易所和南非四大银行之一的莱利银行都从旧中央商务区迁到这里,其他三大银行虽然在城里保留象征性的总部,实际业务也大都移到了桑顿,南非著名的国有运输大鳄Tsansnet公司、石化大鳄萨索公司、最大超市集团Massmart、电影公司STER-Kinekor,以及IBM、惠普等一大批跨国公司也都搬到这里。桑顿已经完全取代旧CBD,成为最大的商务中心和新的金融区。而南非最大的桑顿会议中心刚落成就举办了著名的2002年“里约+10”世界首脑会议,后来非国大2004年赢得大选的盛大庆典、2008年世界小姐决赛也在这座豪华会议中心举行。

号称“郊区”的桑顿地域广达133.84平方公里,形成对比的是相距不远的著名贫民区亚历山大镇(就是2008年“排外骚乱”发生地)人口与之相仿,地域却仅8平方公里。桑顿全域平均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仅940人,比我国的不少县域还低,因此绿地广阔,曲水流觞,环境优雅,是名符其实的富人“郊区”,很多国内外名人,如阿尔巴尼亚旧王朝王储雷卡、最近爆出杀妻案的“刀锋战士”皮斯托瑞斯等都在此置业定居。但是桑顿的金融区却已经高楼林立,寸土寸金,米开朗基罗塔、达芬奇大厦、商业宫一号等大楼预示了“非洲曼哈顿”的再造,大约堡地区A级办公空间已经高度集中在桑顿,最近又在兴建一座60层的新写字楼兼豪华酒店,这座高楼将超过已经“沦陷”于贫民的卡尔顿中心,成为新的非洲最高建筑。业主公司的CEO塞缪尔·奥格布放言:“非洲人不是碌碌庸人,我们有雄心,要在桑顿看到自己的华尔街。”于是桑顿又有了“南非的华尔街”之号。

类似桑顿这样“郊区化”的富人新城在大约翰内斯堡以北已经有好几个,如霍顿、耶奥维尔、米德兰等。这些富人区的特点一是向东北发展,与穷人的“西南城”索韦托方向相反,二是种族构成以白为主,如桑顿的黑人只有32.6%,白人却达60.6%。而如前所述,索韦托今天依然是黑人聚居。

于是,在种族隔离制度废除近20年后我们看到了这样讽刺的图景:穷人“占领”约堡主城区的结果是把富人赶得更远,而相当部分的穷人在主城区衰败后也回迁了。结果形成的是南边黑人的索韦托和北边白人的桑顿,中间隔着个“鬼城”般的旧市区,不仅黑白似乎仍旧分明,而且空间上隔得更远了。无怪乎有理想主义者概叹:“约翰内斯堡变成了索韦托加桑顿”,种族界限依然分明,令人怀疑“新型种族隔离城市正在形成”,这黑人解放不是白搞了吗?

城市治理的反思与改进

当然不是白搞。过去白人或富豪强制驱逐黑人或贫民,今天黑人穷人昂然进入,而白人富豪“惹不起躲得起”,这能是一样的“隔离”吗?就如中世纪贵族富而农奴穷,后来的近代自由社会老板和工人同样有贫富之别,但我们能说中世纪与近代是一样的吗?应该承认,今天“白人的桑顿”与“黑人的索韦托”尽管空间距离更远,但基本公民权利的鸿沟已经消除,两者的关系已经完全不同于当年“白人约翰内斯堡”与“黑人索韦托”的关系。过去黑人“无证进入”约堡是要被“强制收容”的,而现在妨碍黑人移居桑顿的因素仅仅是钱,富黑人在桑顿并不罕见,甚至黑人国父曼德拉,也在附近同属“北郊富人区”的霍顿购置了新居并移住这个白人居多的新城——他在索韦托的旧居已经捐出做了博物馆。桑顿本城虽然无缘迎来这位伟人住户,其中心广场也得名“纳尔逊. 曼德拉广场”并竖着这位黑人领袖的铜像,而且欢迎非国大在这里的会议中心举行活动。尽管绝大多数贫困黑人对这样的礼遇只能望洋兴叹,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认为曼德拉从索韦托移居霍顿就是“背叛黑人而亲近白人”,相反,他们为“我们的曼德拉”能够让白人众星捧月般尊敬而自豪,就像美国绝大多数黑人虽然自己无缘做总统,但仍为他们的奥巴马总统能够赢得多数白人的选票而深感自豪一样。

笔者过去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制度性的排斥、歧视与单纯观念上的偏见不能混为一谈。尽管制度性歧视会强化观念上的偏见,但是人们能够完全纠正的只能是制度性的歧视,对于纯粹观念上的偏见人们其实只能改变不公正制度对其的强化,以及通过舆论来促使其弱化,却很难完全消除这类偏见。甚至如果不对他人构成侵权,个人保有某种“偏见”(比如信此教还是信彼教,以黑为美还是以白为美)还是多元社会中一种正常权利。例如:如果一个白人姑娘不愿选择黑人小伙,即便就是出于偏见,你也很难指责她。但是如果她愿意而制度不允许,或者她愿意却受到他人干涉,而制度促成或至少不能阻止这种干涉,那就是严重的问题,应该而且能够纠正的了。

因此即便制度性歧视彻底废除,观念上的偏见也还会存在。看看美国的例子就会知道,贫富、黑白之间完全交融是不容易的。而且由于前已述及的原因,基于感性的黑白比基于经济的贫富更难完全交融。“美国式城市病”之所以与欧洲有很大不同,除了历史上美国没有欧洲那种富豪驱逐穷人的奥斯曼式传统,迁徙自由更为发达外,也与美国的城市问题有更多的“黑白”色彩有关,穷人“驱逐”富人,在美国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黑人“驱逐”白人。而南非同样有黑白问题(应该说比美国更突出),又经过黑人解放运动的胜利,彻底铲除了白人驱逐黑人的奥斯曼式铁腕,保障了黑人的自由民主权利。于是,尽管非国大(更不用说南非共)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传统上并不“亲美”,但是他们执政下却合乎逻辑地出现了“美国式城市化”,那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对于这样的现象,如果我们只看“鬼城”是不可能有全面的认识的。但是今天到南非的不少中国人,不仅旅游者,甚至一些旅居南非多年的同胞由于不难理解的原因,过去从未去过索韦托,今天也极少去桑顿。但如果不看索韦托的改善,也不看桑顿的繁华,只看沦为“鬼城”的约翰内斯堡旧商业-金融区的破败,怎么能真正认识新南非呢?

尽管如此,这种旧城的破败与商业-金融中心的大搬家的成本仍然是巨大的。不仅白人、富人付出了代价,黑人穷人也损失了就业机会。事实上由于最先撤离到桑顿去的白人富人后来在桑顿崛起时房地产价格的急升中还发了财,黑人穷人就没有这种机会,他们的损失未必更小。因此在肯定黑人解放成就的同时,如何避免与减少这种代价是值得人们研究的课题。

新南非时期约翰内斯堡的经济复兴成就比开普敦逊色,上述城市治理危机是个重要原因。开普敦在南非新旧交替时期也曾面临城市治理问题,但并没有经历约翰内斯堡那样严重的旧城衰败,这是为什么?

首先当然是因为开普敦过去就没有“约翰内斯堡与索韦托”那么紧张而鲜明的对立。开普敦在旧南非也实行种族隔离,也出现过“开普敦第六区事件”那样摧毁黑人贫民窟的野蛮事件。但与约翰内斯堡相比,开普敦的白人中比较开明的英语白人较多而阿非利卡白人较少,由于旧南非时期开普敦的经济没有约翰内斯堡那么“奇迹”般地繁荣,“流动劳工”也没有那么多,非白人中有色人较多而黑人相对较少,他们的定居点分布较多,条件也没有索韦托那么恶劣。因此在民主化过程中虽然也有“占领”现象,但没有出现“索韦托人占领约翰内斯堡旧城”那样严重的冲击。

换言之,旧南非对黑人越坏的地区,后来遭到的冲击越大;不那么坏的地区受冲击就相对小。所以第一个应该记取的教训是旧体制下的统治者开明些是有好处的,顽固者则会受到报应。

其次开普敦地区在新南非也是自由主义影响较大、民粹思潮影响较小的地方。旧南非时期的反对党民主党和新南非的反对党民主联盟在这里都更有基础,而马勒马那样的“煽动者”则很少在这里活动,因此民主化在这里也就更为温和、有序。如前所述,开普敦的这些特点使其在进入新南非后更能吸引资本,留住人才,经济更有竞争力,就业问题也相对缓和,这又反过来安定了人心,进一步消除了民粹浪潮的发生土壤。这是个良性的因果循环,它不仅对南非其他地区,对我们也是有启示的。

最后也应该指出:种族隔离堤防的崩溃实际上在这一制度的末期已经开始,约堡旧城区一些地方由“白”变“灰”、秩序发生混乱、甚至如希尔布罗夫塔的关闭都在1980年代已经发生,那时曼德拉还在罗本岛狱中未获自由,过渡时期都未开始,更不用说新南非的建立了。所以,那种认为民主化“过快”导致了无序、毁掉了城市的说法是不对的。事实上,正是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可持续导致旧秩序的危机,而秩序失控又迫使白人统治者不得不寻求出路,与曼德拉合作启动民主变革。而不是民主“太快”造成了无序。当然,民主变革后建立的新南非未能很快恢复秩序是应当反思的,这与民粹浪潮确实有关。但未能恢复秩序并不等于破坏秩序,这就是曼德拉的新南非与穆加贝的津巴布韦的根本区别。

事实上,非国大政权也在约翰内斯堡新旧交替时期的治理危机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不断调整政策,力图在顺应桑顿等新兴地区发展势头的同时摆脱旧城区的治理困局,实现旧城区的复兴。

在治安方面,2007年约翰内斯堡可谓陷于谷底,这年全市谋杀案达到1,697起的骇人高峰,平均每2326名居民就有一起。而旧城区尤其严重。2008年后,非国大政府下决心解决旧城区的治安问题,强化警力,到处安装摄像头,从各处“鬼楼”中清出非法进入者,依法打击犯罪活动。2008年底据警方称,约堡市中心每个街角都已安装“电子眼”,警察对暴力案件的反应时间缩短到60秒。犯罪率“显著下降”。

在财政方面,约翰内斯堡于1999年实行美国式的“城市经理”制,重组濒临破产的城市财政,通过出售政府的“非核心资产”,筹集资金用于市政建设,到2002年实现1.53亿兰特的小额盈余。通过两次重划市辖区,把11区合并为7个区,尽量使财政盈余的富裕市镇和财政困难的穷市镇并在一区(如桑顿与亚历山大镇便被同划入E区),以调剂余缺,使市政得以展开运作。

在社会方面,早期的“占领”风潮很大程度上是自发的,为建立秩序,政府在新居民中促进了社区建设,近年来还实行了政府、企业、社区和NGO签订公约方式,共同维持公共规则。

在经济方面,把旧中央商务区的“鬼楼”清出流民后确定业主,原业主愿意恢复经营的予以支持,无心经营的安排拍卖,另寻经营者。力图盘活地产,尽快使这片昔日的繁华之地重现生机。过去的“白人城市”居民富裕,交通主要靠私家汽车,面积广大的约翰内斯堡市区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公共交通却不发达。如今旧城区很大程度上已变成贫民区,没有公交,城区不可能起死回生。为更新和改善基础设施,政府以财政参股并吸引投资方式建设非洲最大的公私合营项目Gautrain都市捷运系统,把旧中央商务区与新富人区桑顿、与南非最大的奥利弗. 坦博国际机场及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都用80公里高速铁路联系起来,2012年全线运营。它将有效推动旧城区的复兴。

通过种种努力,目前旧城区已经出现复兴趋势,一些出走的居民与公司开始返回。但是全面的复兴恐怕还要假以时日。

新南非在城市治理方面的一个重要教训是:对于旧体制下受歧视的弱势民众,在变革时期既要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实现他们的合理诉求,又要防止民粹浪潮。“民主”与“民粹”的区别不在于是否反映平民诉求,而在于是否遵守“群己权界”。以“人民”的名义赶走一个无害于人的小贩,和以“人民”的名义占据一座守法富人的豪宅,同样都是民粹,而不是民主。这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迁徙自由与产权和公共秩序维护的关系。种族隔离时期把黑人禁锢在索韦托那样的地方是不合理的,城市中确有“空地”(其实现代城市一般都不可能有真正无主的“空地”,所谓空地实际上就是公共储备土地)也应该考虑他们的居住需求,如果租房,他们的租户权也应该得到保护。但是即便在美国那种被南非前白人当局讥称的“无序城市化”中,也不是任何地方都可以“私搭乱建”的。迁徙自由肯定有法律限制,私有民房民地不能随意“占领”,维持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所需的禁入区域也必须设定,但在设定时应该有新移民的代表参与听证和决策,关于“违章建筑”、“违章摆摊”的禁令只有在穷人有可能不“违章”地在城里生存时才是合理的。

当然,即使在像美国那样尊重产权的情况下,穷人合法进入多了,富人也会有搬走的趋势。因这种所谓的穷人“驱逐”富人造成一些城区衰落、另一些新兴城区出现,也是正常现象,而且未必不是经济发展的机会。但是民粹浪潮侵犯产权造成恐慌就是另一回事,民主化无论快些慢些,都必须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在这方面,开普敦有正面的经验,而约翰内斯堡有负面的教训,它们都值得我们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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